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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功”与“巧思”——评《中国油画文献》

张晓凌


“笨功”与“巧思”

——评《中国油画文献》

张晓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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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献工作是一项艰苦而繁重的“笨功”,不仅需要勇气与热情,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坚忍不拔的品质;与此同时,文献工作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有这样一种错觉,好像文献就不是学术研究,提出观点才算是学术研究。因此在讲求效率、追逐速度的当下,能够沉下心来从事文献工作的专家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而最终能通过文献研究取得一定成就的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献资料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如果没有扎实而详尽的文献作为基础,就无法开展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而对文献的研究也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惟有如此我们所从事的才是严谨而科学的事业。

近来国内外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重心有逐渐后移的趋向,近现代中国美术史已经成为一时的显学主脉。的确,从表面上看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有许多便利的条件,就拿研究资料来说吧,似乎是唾手可得,可以免除像研究古代美术的“老学究”般的,终日埋首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的劳累。但事实并非如此,熟谙近现代美术史的都有这样的体会,即材料多了也会给我们造成另一种困难,首先是需要对于史料进行甄别,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其次是要由表及里地进行史料整理、研究,梳理出线索与头绪。由此看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美术同样是艰苦的,尤其需要进行大量而艰苦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

必须承认的是,近年来在中国美术史领域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无疑是薄弱的,有些方面甚至可能落后于美国、日本;而文献工作的薄弱也开始影响到现有成果的质量,因为没有扎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有时我们的研究还闹出了不少笑话。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迎头赶上。

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油画的引入无疑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而随着油画这一外来画种在中国大地上扎根、深植、开花、结果,中国油画已经成为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主体,成为了中国美术的发展和进步的表征。在中国油画的推进过程中,遗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在各个历史阶段又有许多关于油画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研究性著述和文章,它们共同构成了关乎中国油画的历史性文献。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些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的工作并未得到开展,而该领域文献工作的薄弱也已经成为进行进一步研究的束缚与羁绊。

2002年由赵力、余丁两位博士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油画文献》可谓是应时之巨作,不仅具有补缺匡正的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同时在新世纪伊始的当下,总结历史无疑有助于我们借鉴经验、汲取教训,对于中国油画的自身发展甚有裨益,因此《中国油画文献》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具体到书籍本身的评价,《中国油画文献》也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它既继承了文献学强调严肃与科学的传统,在对待文献的态度、文献收集的范围、文献整理的方法以及编辑体例诸方面也体现出编著者的开拓与创新,这些“巧思”则代表了文献学在当代的进展。

《中国油画文献》立足于“文献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人类从事生产实践、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记录和缩写,是知识存贮、知识传承、知识交流的重要物质形式和工具”这一基本认识,认为中国油画文献同样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国家文献和历史文献的一个组成部分。编著者同时也认识到中国油画文献在拥有一切文献之共有属性的同时,自然也具有其鲜明的专有色彩,即中国油画文献是以中国油画为中心的记载物,其内容主要关涉中国油画的专属场域;隶属视觉艺术的中国油画,其文献被记录的手段或方式无疑还应该包括那些被精心保存下来的传世作品以及衍生图像,它们共同构成了无与伦比的、可以通过视觉进行传达的、可资验证的鲜活记录。同样编著者仍辩证地认为强调中国油画文献的专有性,并不是要刻意区隔它与其他学科间的关联,实际上中国油画文献关涉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比较学等,几乎涉及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由此种种,形成了中国油画文献所特有的“窄度”与“宽度”、专业性与丰富性。

《中国油画文献》采用了“文献”的当代性定义,即“文献就是记录知识的一切载体”,具体地讲就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像、声频、视频等手段记录下来的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从而有效地突破了传统“文献”的局限。编著者将文献的来源按照载体形式分为印刷型油画文献、非印刷型油画文献,尤其注重对非印刷型油画文献的收集工作。其中既有传统的手写型文献,如手稿、信函等;也有采用新型的物质材料作为文字、图像传播的记录手段,如依托于计算机与网络的机读型文献;以及又称为视听资料或直感资料的声像型文献等等。这些方式最大限度地开拓了历史文献的来源。

《中国油画文献》在全面收集的文献基础上,非常重视对文献进行了细致地鉴别与整理工作,并视文献鉴别为对搜集来的原始文献进行质量上的评价和核实,对文献进行一番筛选、取舍,寻找出最有代表性、最可靠材料的活动。认为通过文献鉴别不仅使我们能够有效地规避因所选文献的失实而前功尽弃的风险,同时对文献的性质、真伪、价值等的判断,其本身也是一项体现研究性、学术性水准的工作。在对文献的鉴别过程中,《中国油画文献》的编著者成功地运用“外审”法对文献本身真伪进行鉴别,运用“内审”法针对于文献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属实进行鉴别。针对经过真伪鉴别后的真实文献仍存在着深与浅、代表与非代表、经典与非经典等程度上差异的问题,编著者则再通过细致地比较对文献的质量进行进一步的鉴别。

对于经过反复甄别而保留下的文献进行整理是接下去的重要工作,编著者将所获取的文献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归纳,使原来分散的、个别的、局部的、无系统的文献资料,变成能说明事物的过程或整体,显示其变化的轨迹或状态、论证其原理或指出其规律的系统性资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国油画文献》的整理工作是严格按照先分类、再汇编、最后进行文献分析的三个阶段性步骤而展开的,显示出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工作特点。

目前所见的文献选编之体例,或以时间为轴向进行文献排序,或事先划分若干区块主题而让文献对号入座,虽则面目清楚而条理分明,但缺点往往是文献脱离了历史的原有轨迹,以至于主观意识过强,人为编排痕迹过重。针对于此《中国油画文献》进行了一些突破性的尝试:首先参照历史学编年的方式来架构全书的框架,形成与人类历史轨迹协调发展的展开方向。其次在以年度为单位的独立范围里,以经过进行挑选的文献为主体;同时着眼于弥补原始文献的分散和非系统,便于对文献进行管理、传播与利用,便于对分布范围广泛的相关文献进行加工、整理和汇集,编著者在每一年度另设“大事记”,以精确到月、日的排列方式将大量分散的、无组织的、无系统的文献加工为系统化、条目化的年表格式,与此同时在体例上也有效地回应全书编年体的框架结构,并作为本年度文献的背景或有益的补充;在每一年度的起首专设“概述”部分,概述既是对某一时期中现象或主题的研究成果和进展进行系统、全面地叙述和评论,又大量引入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比较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结论,既体现出编著者对于文献的深入研究与剖析以及自身的观点与看法,又有效地突破专有文献之“窄度”而形成本书所特有之“宽度”。因此,总的说来《中国油画文献》在全书的体例上形成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特色,尤其应该得到肯定和推广。

除体例之外,《中国油画文献》还有以下特点:如突破了人们对于中国油画“百年史”的旧有习见,充分展现了中国油画从引入、根植到发展、壮大的数百年历程,体现出编著者在更大时间跨度下所进行的历史性追问;在内容的收集方面该书也兼顾了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油画文献,由此整合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场域;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油画文献,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因中国的美术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而日益发达的文献生成,本书也给予了充分的篇幅加以陈示,并力图说明其每一次变迁的原委与根据;大量的附图是该书同样有价值的地方,突出了美术类文献赏心悦目、图文并茂的特点。

总而言之,《中国油画文献》是一本“笨功”与“巧思”互见的好书,所谓“笨功”当指该书扎实而严肃的学风,所谓“巧思”则是该书所形成的鲜明特色。当然还应该充分肯定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独特眼光,以及出版者的成功运筹和卓有成效的工作。由此,我认为《中国油画文献》当属新世纪之初中国美术史界与美术出版界倾心合作的鸿篇巨制,是两者共同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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