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

哈尔·福斯特


沈语冰 (编者), 杨娟娟 (译者)

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 




本书是美国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家哈尔·福斯特的批评论文集,广泛而深刻地探究了多种艺术现象和理论模型。作为后现代批评家的代表人物,福斯特认为,新前卫艺术不是对历史前卫艺术的简单模仿或重复,后现代主义也绝非对现代主义的简单突破或决裂。相反,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有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一种延迟效应(精神分析中的后遗效应)。

本书的第一章论证了新前卫艺术对于历史前卫的延迟效应,在这一铺垫之后,第二章立即提出了一种以极简主义与波普为核心的当代艺术谱系,之后的章节则讨论了当代艺术实践中的语言学转向、犬儒理性、对“实在”的表现和人类学转向等。本书运用文学、哲学和心理学的前沿理论来解读林林总总、光怪陆离的艺术现象,展现了20世纪的创新艺术和理论之间的复杂纠葛。尤其是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五章,从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延迟效应理论,到拉康的三界理论,再到克里斯蒂娃的卑贱理论,层层深入,洞隐烛微,是运用精神分析模型解读艺术现象的经典文本。


基本信息

出版社: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祭坛; 第1版 (2015年8月1日)

外文书名: The Return of the Real

丛书名: 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系列

平装: 320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编辑推荐

20世纪60年代以来,艺术与批评理论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是由艺术家和评论家共同促成的。在《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中,美国著名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哈尔·福斯特提出了对新前卫与历史前卫艺术之间关系的新解释,讨论了多种多样的当代艺术与理论,从极简主义与波普,到仿真画、商品雕塑等新范式;从语言学转向、人类学转向,到实在界的回归。此书见解深刻,极富独创性,出版20年来在西方学术界卓有影响力,是书写当代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最杰出的著作之一。


名人推荐

《实在的回归》是我卢斤读到过的对当代艺术最有说服力,也最有理论意识的解读之一。 
         ——霍华德·辛格曼(Howard Singerman),维吉尼亚大学艺术史系教授


当20世纪的颠巅总算到了终点时,“后”的修辞己逐渐被各种离奇重复的认识所取代。关于由此导致的种种空间位移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没有人比哈尔·福靳特描绘得更巧妙了。活泼易懂的写作风格伴随着理论的精确性和政治的参与感,《实在的回归》是一本最为深刻敏锐的文化批评典范。 

——马丁·杰伊(Martin Ja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 


哈尔·福斯特的论著一次次地刷新了艺术实践中的紧急问题与理论联想的交汇点。他为那些在关于美国文化的轮廓与方向的广泛争议中想知道当代艺术为何重要的人,提供了一份导向情报。 

——托马斯·克洛(Thomas Crow),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罗伯特·雷曼讲席教授 


《实在的回归》中卓有说服力的分析表明,哈尔·福斯特是当代罕见的那种寻根究底的批评家,一位洞彻二十世纪晚期的艺术、文化理论和全球性资本主义之间的纷杂纠葛中最尖锐问题的批评家,一位没有以安抚性的或流行的正能量来回答那些问题,而是以新的忧虑追问来作答的批评家。 

——乔纳森·克拉里(Jonethan Crary),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夏皮罗讲席教授


作者简介

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 1955-),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史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汤森·马丁讲席教授,《十月》的编辑。曾主编著名的《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1983),是后现代批评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批评实践活跃而多元化,著述甚丰,从早年的《重新编码:艺术,景观,文化政治》(1985)、《强迫性的美》(1993)、《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1995)和《设计之罪》(2002)等等,到近期的《艺术X建筑》(2011)、《第一个波普时代》(2012),迄今共计15本之多。

2010年,他获得了克拉克艺术中心颁发的杰出艺术写作奖。2013年,他获得了美国大学艺术学会颁发的马瑟奖,表彰他的写作“为我们这个时代艺术与文化的严肃研究工作,引入、激发并设立了一个极高的标准”。

他的批评目光遍及日益复杂的种种文化工业机制,以细密的观察拓展了文化批评的边界,让艺术家、赞助人和批评家似乎完全不相干的活动之间,有了生机勃勃的紧密链接。


目录

导论 
谁害怕新前卫? 
极简主义的关键 
符号的受难 
犬儒理性的艺术 
实在的回归 
作为民族志学者的艺术家 
后现代主义遭遇了什么? 
注释 
索引 
插图 
译后记


文摘

版权页: 

 



在这一点上,对极简主义的起诉成了形式主义的现代主义的遗嘱,充满了那些著名原则,例如“艺术的观念”“仅仅在单种艺术之内才有意义”,还有“在各门艺术之间的正是剧场”。所以在这里,启蒙运动的美学秩序即使在实践中的各个方面都已经瓦解了,它却在理论中获得了重申。而最终为了反对这种实践,为反对极简主义的剧场这种可怕的“无穷性”,弗雷德提出现代主义作品中崇高的“瞬间性”,“它在任何时刻……都是不折不扣清楚明白的”。这不仅是一个历史范式,甚至也不仅是个美学要素,在《艺术与物性》的末尾,这成了一个神圣的律令:“存场性是一种恩典”。 

谴责剧场性并坚持独有的恩典,这种反对极简主义的说法无疑是清教徒式的(它涉及上帝在场性的题词来自清教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这种审美的确依赖于一种信仰活动。为反对前卫艺术的无神论,他要求我们相信公认的品质,“特别是确信一件特定的绘画或雕塑或诗歌或音乐作品能否经得起与以往那些品质不成问题的作品的比较”。正如贾德含蓄地以有趣来反击品质,弗雷德明确地以说服力来反击有趣,就像格林伯格一样,他试图诉诸趣味的准客观的标准,也就是诉诸艺术的独有历史中的特殊判断力,从主观主义的手中挽救那种说服力。简言之,超越对艺术的古老规范的尊重,弗雷德要求的是一种对艺术的奉献,在“令人信服”的字里行间流露的是这种美学的学科基础。显然,极简主义范式真正的威胁,不仅在于它可能会瓦解艺术的自主,它还有可能败坏对艺术的信仰,削弱它的信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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