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刚:奢风鼓荡——唐代的特种工艺镜

尚刚  来源:《南方文物》 发表时间:2017-07-20

一. 小引

唐代,特别是从高宗至德宗(650~805年)的一百五十余年,铜镜艺术灿烂辉煌。玉成唐镜的因素自有种种,关于造型的丰富、构图的自由、题材的纷繁、原料的精纯、铸造的考究,本文不再缕述,以下,要讨论的是施之镜背的特殊装饰方法,包括螺钿、宝装、宝钿、金银平脱、金背、银背等镶嵌的做法和鎏金。对于唐镜艺术的灿烂辉煌,它们至关重要。

在当代中国业界,习惯将制作精细的工艺美术品类称为“特种工艺”,故而,本文把以上述方法装饰的铜镜称为“特种工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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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嵌螺钿云龙纹镜

二. 螺钿

螺钿即在装饰面上,先髹涂大漆,再于漆地上贴嵌蚌片以为图案,然后打磨平滑。这本是古老的漆器装饰方法,已见西周的实物。但若根据考古学提供的资料,用螺钿之法装饰铜镜,不仅应当是唐人的创举,而且恐怕也只见于唐代。在河南与陕西,纯嵌蚌片的螺钿镜已经屡有出土,如三门峡唐墓(安禄山圣武元年,756年)的盘龙镜、 洛阳涧西唐代合葬墓(乾元二年、兴元元年,759年、784年)的人物镜、 西安郭家滩唐墓(贞元十四年,798年)的人物镜。其中,名气最大、也最精美的是洛阳涧西合葬墓里的那面,其图案为二高士弹阮、饮酒,他们携女侍,坐在花树之下、山石之间,天上有皓月当空,前后有鸟鹊起舞,形象刻划细腻,意境清幽深远,显示出唐代螺钿工艺的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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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前螺钿高士对坐镜

这几面螺钿镜的年代仿佛,说明纯粹的螺钿镜的流行应在中叶以来的8世纪。唐代的螺钿图案虽会在嵌片上以利器刻划细部,制作已经相当考究,但所嵌蚌片依然较厚。今见薄螺钿最早实物为元代作品,而薄螺钿的出现应当不晚于南宋,可惜,目前这仅是文献提供的知识,还有待实物的确证。


三. 宝装

“宝装之镜”怎样制作?因有古人记录的实物今已不存,如果仅靠铜镜,显然无法解说。好在考古文物工作提供了宝装漆器的实例。1987年,在浙江湖州的飞英塔塔壁,发现了一件残损的螺钿黑漆经函,函外布满镶嵌的装饰,嵌物以蚌片为主,还有水晶珠和绿玻璃片。“宝装”的信息是由函底的朱书题记披露的,据题记,它是广顺元年(951年)吴越国王太后施舍给天台山广福金文院的四只“宝装经函”之一。 如此看来,所谓宝装就是加嵌了玉石、玻璃之类高贵材料的螺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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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仓院藏唐宝装花卉纹葵花镜

这样的唐镜如今尚多,国内已有出土,海外还有传世。出土者如偃师杏园王嫮墓(大历十年,775年)的花鸟镜,其嵌饰材料除蚌片以外,还有绿松石、玛瑙。类似装饰的铜镜在西安唐墓中也有发现,它仍是花鸟装饰,在螺钿装饰的空隙,“嵌有绿、蓝、红色宝石颗粒”,墓葬的年代相信为玄宗至代宗时期。在国外还有收藏,如不列颠博物馆也有嵌红色琥珀之类的花鸟螺钿镜,其直径不超过10厘米,从图案面貌判断,它也是8世纪的作品。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花鸟螺钿镜,琥珀出现在花心,而花鸟纹样之外,则以绿松石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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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唐宝装花鸟纹葵花镜

在这类铜镜中,已知形体最大、图案最繁丽的几面珍藏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它们基本为繁满的花卉图案,也会辅以鸟兽,拼嵌图案的材料有蚌片,还有红色的琥珀、黄色的玳瑁、蓝绿色的青金石等,珠光宝气,华美之极。但是,日本学者认为,它们属于“平螺钿”,这个名词记录在日本天平胜宝八年(756年)的《东大寺献物帐》里。然而,按湖州飞英塔经函的题记,在那时的中国,这些加嵌琥珀、玳瑁、青金石之类的铜镜装饰应属宝装,而非单纯的螺钿。这应当又在提示,尽管当时的中国、日本文化联系紧密,一旦具体而微,术语还会不同。自然,这个差异不仅体现于螺钿、宝装等名词,还表现在器形,如被日本专家认定为帐内宝物的平螺钿镜,被《献物帐》记为“八角”形,但在唐代中国的文献里,尚未见这样的名称,现在,这种造型的铜镜被专家称为“葵花镜”。


四. 宝钿

宝钿采用的也是镶嵌工艺。宝钿镜的确切实物在中国尚未闻发现,不过,在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寺塔地宫里,获得了有被咸通十五年(874年)石刻《衣物帐》登录的宝钿舍利函,即“金筐宝钿真珠装”的“珷石函”和“真金函”。观察“真金函”可知,若在金属器物上做宝钿装饰,则应为以扁金丝编出纹样轮廓,而后焊接到器壁,再镶嵌饰物。至于“金筐”,则指在花纹边缘一周焊接的细巧金珠。同样做法的装饰还有一例,即西安何家村窖藏的那只金把杯,据此可以推测,所谓宝钿应为“金筐宝钿”的简称。唐代文献中,“宝钿”被常常说起,但对金筐,记录较少,不过,唐诗里还有“瑟瑟蹙金匡”的句子。“金匡”显为“金筐”的异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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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镶绿白料饰鎏金铜镜

宝钿装饰虽然风靡,但考古学提供的宝钿镜却绝少,如今仅知一面。1954年,在西安韩森寨,出土过一枚直径不及5厘米的“错金镶料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枚小镜,被称为“镶绿白料饰鎏金铜镜”,应当就是它。从图像判断,它以金筐镶嵌的工艺做出装饰,虽然嵌物脱落已多,但当年的风采仍不难体会。若从制作工艺的角度,其做法应属宝钿。

隋唐五代,佛教盛行,宝装、宝钿中的“宝”,或许就语出佛典。佛家常说“七宝”,即令取其与装饰有关的狭义,认做七种珍宝,但不同的经典对其解说仍不尽相同。假如不局囿于某一经典,佛家的七种珍宝指金、银、水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真珠之类。这样,宝装、宝钿中的“宝”指的是玉石之类。

依据以上分析,假如对螺钿、宝装、宝钿做个区分,那么,在隋唐五代,纯嵌蚌片的应是螺钿,既嵌蚌片、又加嵌玉石之类的当为宝装,纯嵌玉石之类的或即宝钿;螺钿、宝装的图案与装饰面平齐,宝钿的图案高于装饰面。

  

五. 金银平脱

有心人想必已经注意,在上面界定宝装、宝钿的装饰材料时,特地排除了本在“七宝”之内的黄金和白银。这自有道理:在至德二载(757年)和大历三年(768年)的帝王禁令中,都有以宝钿和平脱并称的实例,而平脱通常就是金银平脱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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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仓院藏唐金银平脱花鸟葵花镜

金银平脱的做法是,把厚度一般不超过半毫米的金银箔纹片粘贴在器物上,然后用色漆髹涂数道,再经打磨,使纹片与漆面平齐,以显示出色漆地上的金银图案。纹片上,有时还施镌刻,这在日本,称为“毛雕”。金银平脱漆器的源头早被博雅的王世襄上溯到西汉,但入8世纪,方始大盛。同螺钿一样,金银平脱也较多地应用于漆木器,兼见于铜镜及等其他制品。但由于漆器通常以木为胎,难以长久保存,故而今日所见的平脱器物却以材料易于保存的铜镜为主。  

应当是因为装饰材料的高贵,特别是制作的繁难,金银平脱在至德二载(757年)和大历三年(768年)分别被肃宗、代宗禁过,但终唐之世,历久不衰,尤其是以之装饰漆器。而用于饰镜,则主要在中叶以来的8世纪。可五代后晋的宫廷里,又有了御用的玉平脱的双葡萄镜。玉平脱或许是在金银平脱中,又添加了玉片,也可能其工艺一如螺钿,唯所嵌系真玉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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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千石唯司藏唐银背鎏金鸟兽纹葵花镜

关于嵌银片铜镜的流行期,专家认为,主要在武后至玄宗开元时期,这是可以信赖的。如今,嵌金片、银片的铜镜或被称为贴金镜、金壳镜、贴银镜、银壳镜等,假如嵌金片的铜镜确系唐人所谓的金背镜,那么,称嵌银片者为“银背镜”显然更加妥当。

在作者的闻见里,金背镜均做菱花形,银背镜大多为菱花形及葵花形(仅知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面鸾兽纹金花银背镜为圆形)。除圆镜以外,金背镜、银背镜无论取菱花形抑或葵花形,形体较小者皆六出,形体在14厘米以上者则均为八出。它们基本不取造型合规中矩的圆形、方形,究其原因,二维空间变化较大的镜形宜于固定嵌片直接联系。而之所以小镜六出、大镜八出,当因制作的难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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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考古研究院藏唐银背鎏金鸟兽纹菱花镜

唐代社会喜新尚奇,奢侈相夸,因此,特种工艺镜不仅上述几种,如铅花镜,它出土在洛阳邙山,其纹样以铅丝镶嵌而成,其年代不该晚到8世纪中叶。铅花镜发现极少,鎏金镜比它多,在偃师杏园会昌三年墓(843年)出土过,西安纬十八街出土过,不列颠博物馆还有收藏,这后两面应当都是唐前期的作品。

唐玄宗降诞在八月五日,开元十七年(729年),定这一天为千秋节。千秋节里,勋亲贵戚等要进“金镜”,玄宗又向四品以上的达官赐“金镜”。有专家推测“金镜”是贴金镜、金背镜、或纯金镜,但这里的“金”应当取的是古义,“金”即铜,所谓金镜就是铜镜。

  

七. 余 论

1. 特种工艺镜的繁荣期。在上文揭举的资料里,唐代特种工艺镜大多出现在8世纪,而于玄宗时代(712~756年)或其稍后尤其集中,8世纪以后的例证虽然也有,但制作水平已经逊色(显例为金银平脱镜)。这应表明,8世纪,特别在玄宗时代,是特种工艺镜的繁荣期。其实,不仅特种工艺镜,其他铜镜乃至其他工艺美术门类的繁荣期也大都在这个时间段。究其原因,应当不仅是国家富足、奢风鼓荡,还应有国家的强盛引出了蓬勃的艺术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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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考古研究院藏唐银背鎏金鸟兽纹菱花镜

2. 特种工艺镜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唐是特种工艺镜种类最多的时代,且其种类之多远非其他时代可以比拟。特种工艺镜不仅制作考究,除螺钿一种外,其他都使用了贵金属或玉石等高贵材料。不过,使用高贵材料体现的世风不仅有对侈靡的追逐,还应注意其色彩的意义,因为,高贵的材料本身已有华美的色彩,而如宝装、宝钿、金银平脱、金花银背由于两种以上的高贵材料同时并用,又令装饰色彩格外斑斓华美。唐人对色彩格外迷恋,唐代工艺美术提供的是一个彩色炳焕的世界。不过,在今见的其他工艺美术品类,或因易腐难存(如丝绸、漆木器),或因数量甚少(如玉器、象牙器),或因技术未甄完善(如瓷器),对色彩的体现不及铜镜突出。因此,若后世了解唐人的色彩观念2. 特种工艺镜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唐是特种工艺镜种类最多的时代,且其种类之多远非其他时代可以比拟。特种工艺镜不仅制作考究,除螺钿一种外,其他都使用了贵金属或玉石等高贵材料。不过,使用高贵材料体现的世风不仅有对侈靡的追逐,还应注意其色彩的意义,因为,高贵的材料本身已有华美的色彩,而如宝装、宝钿、金银平脱、金花银背由于两种以上的高贵材料同时并用,又令装饰色彩格外斑斓华美。唐人对色彩格外迷恋,唐代工艺美术提供的是一个彩色炳焕的世界。不过,在今见的其他工艺美术品类,或因易腐难存(如丝绸、漆木器),或因数量甚少(如玉器、象牙器),或因技术未甄完善(如瓷器),对色彩的体现不及铜镜突出。因此,若后世了解唐人的色彩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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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泉屋博古馆藏唐银背鎏金双鸟葵花镜

3. 特种工艺镜的用途。理妆鉴容固然是铜镜的主要用途,但这又是各时代人们的共同需求,因而,无法用以解说缘何唯独唐代特种工艺镜尤其发达。特种工艺镜在唐代尤其发达还另有重要原因:大量用以装饰建筑。典型是长安的清思殿,宝历元年(825年),敬宗为清思殿院新殿等耗费铜镜三千片(或作“镜铜三千余斤”)、金银薄十万番。如今,在西安的清思殿遗址中,也确实出土了不少铜镜残片和鎏金铜饰残片。那时的寺院也要张挂铜镜,这既用于供养,又是装饰,如开成五年(840年)五月,在五台山大华严寺的菩萨堂院,日本求法僧人就看到了逐年敕送和官私布施的大小“宝装之镜”无数。这些“宝装之镜”显然是镜背朝外,挂在墙上的,因为,观礼的外国和尚绝不致唐突到翻转铜镜,以验看装饰的地步。以铜镜装饰建筑,唐即便不是唯一的时代,也是表现最突出的时代。若以铜镜做装饰,色彩华美的特种工艺镜自然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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