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我国大学的博物馆可谓悲喜交加、冰火两重天：其一是“京师瓷”事件，其二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一时风光尽占，而其背后折射的不仅仅只是大学举办博物馆的不同理念，更反映出了大学博物馆的诸多困局。

笔者曾在基层文博机构工作多年，对中小型博物馆的艰辛深有感触，后任教于河南大学至今，对校设文物馆及本市非国有博物馆的处境体悟更多。当今中国之博物馆，处境最为艰难的当属非国有博物馆，而地位最为尴尬的则属大学博物馆，其边缘性的尴尬境地造就了诸多困局，而且这些困局在短时间内几乎难以撼动与破解。

困局之一：大学博物馆的性质

毫无疑问，大学博物馆既然是博物馆的一种，就需符合国内外关于博物馆的最新定义及相关要求。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维也纳全体大会通过了新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界定：“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2015年，国务院公布了《博物馆条例》，指出：“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两个文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公众”，那么何谓“公众”？广义上说，公众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狭义上说，公众是除自己及与自己有相当关系或一定交往的人或团体以外的人群。

以此论，大学博物馆所面对的“公众”是指该大学之外的社会民众（当然也包括其他各类高校的师生），而当下的情况却是专业师生、学校客人这一“特殊群体”成了大学博物馆的常客，其他人参观似乎有相当的难度；前一文件中的“常设”和后一文件中的“依法登记”都在强调博物馆的稳定性与长期性，文化部《博物馆管理办法》规定“无正当理由，国有博物馆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10个月，非国有博物馆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8个月”，而不少的大学博物馆，“常设”已成“形同虚设”，全年累计开放时间屈指可数，甚者时常处于闭门谢客状态。如此，大学博物馆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博物馆呢？

困局之二：大学博物馆的收藏

而对于肩负着实践教学任务的大学博物馆，文物标本如果断代缺环，该如何形象地传递完整系统的专业知识呢？如果以过多的图文、复（仿）制品加以填充，又如何完成真善美的教育呢？此可谓令人难以抉择的悖论；扩大博物馆收藏，对于一所大学而言，不外乎两个途径，即内部挖潜和外部争取。前者需要科学统筹，因为许多大学的图书馆、档案馆、相关院系都会在历史的积淀中有各种各样的收藏，如何破除壁垒、整合资源，学校管理者应当展现自己的智慧。对于那些没有田野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高校，拓展其博物馆藏品来源的另一个渠道就是面向社会，此时就面临着辨别真伪的严肃问题，这需要慎之又慎，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可高调张扬，否则很容易放松对外来藏品特别是捐赠品的质量把关，一旦入藏了赝品定会自酿丑闻、贻笑天下。

困局之三：大学博物馆的服务与管理

一座大学博物馆究竟应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难道只是专业知识、学科建设的支撑，只是专业师生的实践教学场所，只是大学自身的窗口与形象？如果这样，同样是国有博物馆的大学博物馆，其社会性、公益性如何得以具体实践与呈现？那么，处在象牙塔内的博物馆又该如何沟通学校与社会，从而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呢？从扩大收藏的角度，大学博物馆从社会寻求更多的文物资源给予保护与展示无疑就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无论是“合纵连横”也好，内引外联也罢，都是大学博物馆提供真正的社会服务之必由之路。但是大学博物馆必须具有相当的积淀或基础，那么，当前的大学博物馆具备相应的“条件”么？据笔者的观察，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很多的大学博物馆面临的现状是“既缺人、又短财、更少物”。管理人员多由相关院系专业教师兼任，专职人员则少之又少；固定的专项经费并未纳入学校财务计划，偶尔有机会争取也是寥寥无几；安全措施仅有监控等技防做屏障，专职的人防大多难以配备。人、财、物，事事不全，内功不够，外功何来？

我国台湾博物馆学者张誉腾先生曾归纳出现代博物馆的五个重要特性——“公众的”：博物馆尤其是国立的应该是为大众、社会整体的福祉而存在的；“常设的”：博物馆应不受景气影响、为公民社会而永久存在；“非营利的”：博物馆作为公益性常设机构并非为了商业利益，也不以营利为使命；“专业的”：博物馆内应有专业的馆员从事专业工作；“可亲近的”：博物馆为民众提供服务须具有可达性、可亲近性。若以此鉴照，今天我国的200多座大学博物馆中有多少做到这些了呢？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副主任、河南大学文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