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2日，里约奥运会在全世界的瞩目下落幕。在闭幕式上，2020年奥运会举办国日本用绝妙的创意和炫目的科技，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当“超级马里奥”穿越地球从东京来到纽约，当一群机器人在舞台中央形成一面日本国旗，世人再次被日本发达的科技以及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折服。而奥运会的举办，不仅是展示本国国力以及体育事业发展的机会，也是一个向世界展示本国设计与科学技术的绝佳舞台。当人们在期待2020年日本将会带给世界怎样的惊喜时，也不难联想起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在这两届奥运会相隔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设计经历了一个难以复制的蜕变过程。在此，我们不妨借着“超级马里奥”的时空隧道，重新回溯日本设计的百年进程。 

1896年，东京美术学校（东京艺术大学前身）设立“图案科”，“图案”作为当时日本对“设计”的代名词，正式成为一门学科。此时的日本正受到“明治维新”运动的影响，全面推进着向西方学习、日常生活欧洲化的“文明开化”运动，大量西方文明的产物与生活方式进入日本。与此同时，“新艺术运动”在日本传播开来。事实上，这是一场起源于英国并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工艺运动，在诞生之初恰恰是受到了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江户时代装饰风格与浮世绘艺术的深刻影响。因此，当蕴含着本国文化基因的艺术运动回到日本人的视野中时，自觉地接受和传播便显得容易得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对于现代设计的探索在此时已开始萌芽。

然而随着二战的爆发，日本将大部分人力物力投入到战争中，对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如同其他产业一样，刚刚方兴未艾的产品设计与生产也受到影响。这一时期，日本的大部分工业产品依然延续了“全面西化”理念的影响，多以“山寨”和模仿西方为主。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社会与经济逐渐开始复苏，随后许多产品开始销往海外，然而这些“山寨”产品并没有受到海外市场的肯定，并掀起了一系列抵制日货的浪潮。于是日本人开始反思，重新寻找本国工业产品的定位和路径。 

1950年初，随着日本经济的逐渐恢复与发展，日本工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日本人严谨认真、追求精致的民族性格也渐渐在产品的制造中得到体现，这些做工良好、价格低廉的产品更博得了海外市场的认可。于是，战后日本的迅速发展，日本现代设计也正式起航。

当然，战后日本的工业生产尽管迅速恢复，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知识产权保护认识十分薄弱，长期的模仿和抄袭西方产品，自然受到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设计行业的抵制。1951年，美国设计师雷蒙德·罗威（Raymond Loewy）受邀访问日本，并向日本设计师展示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设计理念以及设计课程，并为日本公司设计了著名的“和平”（Peace）牌香烟包装，这使得当时日本政府与社会认识到设计的巨大力量，因此进一步采取了许多措施发展本国设计水平。一方面，日本政府十分注重设计师的培养，并鼓励他们出国学习。20世纪20年代，便输送了诸如水谷武彦等人前往德国包豪斯留学，并将包豪斯的现代设计观念带回日本；另一方面，战后日本成立了几个设计团体，这几个团体对于日后的日本设计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日宣美（JAAC）

1951年，日本第一个全国性设计团体“日本宣传美术会”（Japan Advertising Artists Club ，以下简称“日宣美”）在东京成立。日宣美的宗旨是“为了提升工作的价值，团结各界，参加这个让社会变美、变幸福的世界新美术运动”。本着这一目的，日宣美每年在日本的重要城市举办“日宣美展”，展品以平面海报为主。1955年的日宣美展以“平面设计'55”（Graphic'55）为主题，展出了龟仓雄策、伊藤宪治、原弘、早川良雄、河野鹰思等日后在日本平面设计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设计师作品，这是“平面设计”这一概念在日本首次被提出，同时“图案”逐渐被“设计”一词所取代。这次日宣美展引起了巨大轰动，对于日本以及世界设计界都具有深远影响。从此，日宣美成为日本及世界平面设计界的重镇，培养了一大批重要的设计师，确立并不断引领着日本平面设计领域的方向。

1959年，日宣美重要成员龟仓雄策主办了“21日会”，旨在提高日本设计师的理论水平，将每个月21日举行研讨会。这一活动也将一批年轻设计师凝聚在一起，其中就包括日后声名大噪的田中一光、永井一正、杉浦康平等人。

田中一光作品

2.日本设计中心（NDC）

在日本政府以及众多设计师、设计团体的共同协作下，战后日本的平面设计发展迅速，此时，飞速发展的日本经济与商业也急需广告与设计的介入，而当时在《朝日新闻》任职的铃木松夫在与经营者们的接触中意识到，今后企业发展所依靠的力量将会是广告，于是决定创立一个推动日本广告设计的组织。1960年正式诞生了“日本设计中心”（Nippon Design Center，以下简称“NDC”）。铃木松夫就是NDC的第一任社长。经过不懈努力，铃木松夫说服龟仓雄策和原弘一起加入。而正是在NDC任职期间，龟仓雄策设计出了1964年东京奥运会海报这一经典的设计系列。

随着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日本迎来了经济的腾飞。设计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960年至1962年期间，龟仓雄策设计的“原子能与和平”以及“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三部曲”海报设计奠定了他在日本乃至世界平面设计领域的地位。而NDC创立者之一永井一正这样评价龟仓雄策的奥运会系列海报：“这个作品让人们理解到，美和功能性固然是必要的，但象征性更加重要，它在‘战后’的平面设计界竖立起了一座金字塔。”

NDC的成立，对于日本设计界的作用应该是无可取代的。它的创立初衷是为了满足产业需求，逐步健全和发展日本广告设计产业以及设计水平，而从日后的日本设计来看，NDC的成立的确将当时日本平面设计界的顶尖力量聚合到一起，对日本的广告设计乃至整个设计领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NDC就像一个优秀设计师的摇篮，从这里走出去的设计师几乎都成为了日本设计界的中流砥柱，在其推动下，日本设计也确立了自己的定位与方向。时至今日，在现任董事长——日本知名设计师原研哉的带领下，NDC仍然在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

此外，在工业设计方面，日本于1952年起设立的“新日本工业设计大赛”（即日后的“每日设计奖”）以及1953年成立的日本工业设计协会等设计团体与奖项对于推动日本设计的全面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而使日本经济的迅速腾飞。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经济超越了英法德等国，进而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经济学家更为日本从“战败国”迅速崛起的经济奇迹创造了一个学术专有名词——“东京奥林匹克景气”。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设计继续随经济的发展而突飞猛进，一些企业和品牌在这一时期也逐渐闻名世界；到20世纪90年代，大量日本产品进入中国，索尼（SONY）、佳能（CANON）、卡西欧（CASIO）等品牌也被国人所熟知，这些产品多以其优良的做工与贴心的设计而被世人所认可。而在优良的设计和做工包裹之下，是日本设计更重要的精神内核，也是日本设计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人文关怀。

以索尼公司设计的经典产品Walkman随身听为例，它开创了随身音乐播放器的先河。1979年索尼产品发布会，一群边骑自行车、玩滑板边用Walkman听音乐的年轻人出现在发布会现场。这款Walkman随身听，将传统的录音机与立体声播放器结合到一起，当时并不被媒体和设计界看好。然而谁都不会想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甚至有些玩笑性质的设计，在日后风靡了全世界。从第一代Walkman，到之后的便携CD播放器、MD Walkman，Walkman随身听成功的关键，正是索尼公司对于目标用户群——年轻人的尊重和关注。只有通过对目标群体细致深入的分析，充分把握他们对于产品功能的需求、外观的体验，并满足他们追求时髦、前卫的心理诉求，进而结合前沿科技不断做出大胆的创新，才使得索尼公司每推出一款产品，都能迅速俘获大批年轻消费者的心。

索尼推出的第一款WALKMAN随身听 TPS-L2

“设计以人为本”“为人而设计”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我们看看被国人哄抢的电饭煲、化妆品甚至马桶盖，就能明白所谓的“好设计”绝对不仅是外观上的新颖酷炫，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细节从人的真实感受出发，体贴人、关怀人，才是一个好的设计所要具备的最根本特质。

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我们观察许多日本设计品时常常会产生的一种疑惑，一些产品并没有令人炫目的外观，甚至看起来过于朴素以至于很容易被忽视，然而这其中恰恰包含了日本设计哲学的深刻奥义。当所有设计都在追求“给别人看”的时候，日本设计却在悄悄地设计“给自己用”“为家人着想”的产品。真正为人的设计，在于做减法，省去不必要的装饰，只保留最贴心周到的内核。因此许多日本设计品需要亲身去体验，它可能并不“好看”，但一旦你使用过它，就无法割舍。

事实上日本设计对于人的关注和关怀，是一种植根在日本设计师意识深层的行为和文化动机。由于独特的地理特质，日本资源缺乏、国土狭小、灾难频发，而这些自然及文化因素使得这个民族自诞生之初就有极强的危机意识。同时，随着城市发展，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因此，如何让自己生活的环境更好地应对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让有限的空间更加宜居，让人们面对疾病、孤独、压力时不那么痛苦，是几乎所有日本设计师都绕不过去的课题。正如日本设计师黑川雅之所说，日本设计的发展源于一种本民族意识深层的不安和缺失感，而“唯有陷入真正的不安，才会开始寻求真正的安心。（《依存与自立》）”正是由于文化基因中这种先天的危机意识，使得日本设计在追求产品广告效应与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加关注环境、社会与人文问题。 

因此，日本设计关注每一个使用族群，从上班族、主妇、学生到残障人士以及老年人，日本设计师精准地把握每一个族群的社会角色定位、需求及心理因素，通过设计让每一个个体感受到自己被呵护、被重视，因此可以说关怀、体贴、尊重个体生命，是日本设计师共同的设计准则和出发点。仅就这一点反观国内的设计，似乎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黑川雅之作品

当我们驻足街头或环顾生活四周，我们似乎已拥有了足够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但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与充斥四周的信息，反而使我们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焦虑。日渐下降的就业率和不断提高的物价、人口老龄化以及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甚至比以往都要突出。因此面对人类未来，如何以设计带动更美好的生活，同时消除人的焦虑与身心压力，缓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是摆在所有设计师面前的难题。而日本设计长期秉持的人文关怀，恰恰迎合了当代世界设计的潮流，从而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前文提及由于日本的国土狭小，有限的土地不仅要满足人的居住，更要保留大量的农业用地，因此在有限空间中拓展更多的功能是许多日本设计师的基本功。而重视收纳、合理利用空间的理念，正符合了世界上承受巨大居住压力的大城市的需求；而那些朴素、贴心的设计品，使人在满足使用需求的同时也能够获得心灵的治愈。因此，在21世纪日本设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时隔60年后再次举办奥运会，对于日本而言似乎预示着经济与设计的再次腾飞以及新的历史机遇的来临。 

面对这样的机遇，日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重新审视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东京8分钟”，似乎就能找到答案。对于奥运会闭幕式而言，下届举办国的8分钟展示已经成为一个保留项目，而如何利用这短短的8分钟向全世界充分展示本国的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考验着举办国的创意、想象和诚意。

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20个机器人徐徐向舞台中心行进，围成“太阳旗”图样，同样带有“RIO”字样的英文“里约”以及日语的“谢谢”呈现在观众眼前，日本用世界几十种语言的“谢谢”向全世界表示感谢，这也是日本人典型的礼貌和谦恭。接着，整部东京奥运宣传片在红黑两色的基调中展开，众多著名运动员在由历史古迹、地标建筑以及数码特效共同组成的道具和背景下尽情展示着风采。在这我们不难发现，设计者利用巧妙的图像重构方式，向龟仓雄策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海报设计表示了致敬。 

随后，当Kitty猫、哆啦A梦、大空翼、吃豆人等一系列动漫形象出现，我想几乎所有年轻观众，特别是的“70后”和“80后”迅速被“收买”了。这些卡通形象所代表的“二次元”文化无疑是日本最成功的文化符号，它们不仅向全世界带去了日本的动漫文化，串联起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的童年回忆，同时也展现着日本在动漫领域的技术创新与无与伦比的想象力。这时人们仿佛发现，“超级马里奥”穿越的不仅仅是连接东京和里约的空间隧道，更是连接了人们童年回忆以及两届奥运会之间的时光隧道。整个8分钟的现场演出包含了由数字艺术家真锅大度(Manabe Daito)操刀的AR增强现实技术、最具日本特色的歌手椎名林檎（Shiina Ringo）创作的音乐以及编舞家MIKKO创作的充满未来感的舞蹈组成，共同为我们展示了一场具有浓郁和风又极富未来感的演出，而这一切，设计无疑是背后最强大的推动力。整场表演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年轻和未来感，以至于我们习惯了过于宏大厚重的叙事方式，反而觉得这样的表现方式过于浅显。只有当你深入体会，才能真正感受到设计者的用意。日本固然也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但这次他们并没有选择一场文化的“自我陶醉”，而是用一场创意与科技感十足的表演，充分展现了人类的使命和共同追求——面向未来。

“东京8分钟”里出现的动漫形象

对于2020年奥运会，日本又会以怎样的手法实现他们“改变世界观看奥运方式”的承诺？设计与奥运的结合又会为人类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这一系列的悬念都将在未来一一解开。

2020，我们东京见。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