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观点：

孙津：老调子弹出新花样

鲁迅曾在香港作过一次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指出中国的文化已经没有新鲜东西和活力了，却还要大张旗鼓、翻着花样来做掩饰。由此，鲁迅很担心“我们自己”也快要被这“老调子唱完”了。其实，鲁迅说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完全过去，相反，很多事情每到江郎才尽、黔驴技穷的时候，不去认真检讨、奋力进取，而是在形式上翻花样，耍噱头。近年来一些艺术院校的毕业展览就是如此，明明知道自己的东西不怎么样，水平了了，所以心虚得很，挖空心思做广告、搞活动，以期能够避免出现毕业展览无人问津、门可罗雀的情况。

艺术本是供人欣赏的，或者说是诱使人去欣赏，所以在形式上也就多是静静地看，然而翻着花样的毕业展览却偏要闹哄哄地耍。比如，南京艺术学院的“嘉年华”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免费吃西瓜就是这种闹哄哄地耍。不同的是，南艺借用了“嘉年华”这个已经被娱乐消费习惯了的洋套路，比较能够被接受，包括当地党政部门（宣传部、文化厅等）和有头有脸的大学领导（多为副校长）出席捧场，而央美的免费吃西瓜未免过于本土化且失之于匪气，导致场面失控成了群体哄抢。

不管洋的还是土的、雅的还是匪的，如果所翻的花样能够带来欣赏艺术的观众也就罢了，麻烦在于结果偏偏不如意，也就是看热闹、凑热闹以及参加热闹的人只是来耍热闹，并不认真地看或欣赏作品。不过，这也难怪那些被忽悠来的人，因为毕业作品大部分都属于所谓当代艺术，本来就形象不美，不受看，而且一般民众更是看不懂，所以不管花样如何翻新，总是弄不成、唱不出新调调。

仔细想来，与一般的艺术展览不同，毕业展览主要是考核、检验所学的东西，本不一定非要弄得很有人来关注的样子。不仅如此，毕业作品更不能随意胡来。这就像写论文，我一直对硕士生、博士生说，学位论文有些东西看起来是老套路，但那是为了检查和考核所学的东西而设置的标准或要求，你们不能由着自己的想法来，毕业后再写论文的时候尽管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和方式去做吧。

然而，现在的高校艺术教育就是太沉不住气，好像不热闹、不被关注就是教学的失败，就是毕业生水平不高。这倒使我想起最近一个让人颇为伤心的糗事：有一个戏剧工作室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排出话剧《严肃的锤子》，为了招徕观众，就说先看演出后给赏钱，结果看戏的人是有了，钱给得却太少，根本不够维持演出成本，更叫人愤懑的是，竟然有人用一分钱来打赏，不仅糟蹋艺术，而且侮辱人格。也许，这是剧团为活命，尊重所谓市场规律，所以卖艺吆喝挣“打赏”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艺术的高等教育并不是为了挣钱，毕业创作基本上（或理论上讲）也并不缺钱，有什么必要自降身价跑到大街上去搞杂耍呢？！“嘉年华”和免费吃西瓜不过是在老调子已唱完的境况下翻出的另一类杂耍花样。

其实，毕业作品展览在形式上如此翻花样所体现的，正是艺术的高等教育的失败，包括方向和定位的错误。首先，教育是有自己的功能规定的，高等教育尤其是艺术的高等教育在这方面更是有自己的特性。现在常常讲教育要为什么服务，包括为社会服务，所以就要去迎合各种所谓需要。这种说法是极为错误的。教育可以为什么服务，具体的思想、知识和技术也可以拿来为什么服务，但它们本身应该是独立的、自为的。由此，艺术的高等教育不仅不需要凑热闹，毕业展览更是应该办给自己看的，而这不仅不妨碍教育的成功，事实上反而更能产生高质量甚至经典的毕业作品。这就像老话说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用不着想方设法诱使和忽悠大家来关注。其次，艺术的高等教育要坚持自己的行当，也就是不仅要教授真才实学，尤其要教会一两门手艺，也就是专业的和专门训练的以及不断创新的技艺。如果没有这些，或者离开了这些基本的艺术形态去谈所谓思想和观念的“创新”，艺术的高等教育也就真的没有必要存在了。

张瑞田：有一种力量叫“深沉” 

艺术院校毕业展的娱乐化倾向引起热议。有人说，本来需要社会关注的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离开校门的第一步，就应该锣鼓喧天，高调亮相。有人说，初出茅庐，真诚、虚心地与社会对话，才是大学毕业生应该做的。

艺术院校的毕业展需要校方与毕业班的负责人，还有毕业生本人绞尽脑汁，寻求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自己毕业展的与众不同。这种行为是创新的基础，是大学毕业生不甘寂寞的精神状态，是难得的一次挑战。

只是文化素质不同，目的不同，所做出的选择就会南辕北辙。这也不是怪事，什么事情只有一个范本，当然不是现代社会的特质，也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当娱乐化的毕业展此起彼伏，我没有觉得奇怪，这恰当表现出当代美术院校毕业生的价值品位，也诠释了当前美术创作去思想化、去生活化、去文学化的现实。

从若干毕业展的娱乐化倾向可以反观当代画家创作作品的现状。与几位知名度较高、市场前景不错的画家交流，始知当代美术强调“纯美术”，也就是推崇画家的技法，以及画作的本体语汇，情系市场，拒绝思想与文学的影响。这类画家基本上是消费主义者，愿意攀比画作的售价，财富的积累，世俗的名声，更有甚者出行有美女搀扶、官员“护驾”，貌似大师，实则一个瘪三。

这类画家基本上是从美术院校走出来的，毕业时的毕业展一定也是以娱乐为经，以媚俗为纬，甫一亮相，就成这个样子了。

娱乐化，渐渐成为当代人的价值共识，值得我们警惕。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政府、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有道理，娱乐至死就有风险了。尤其是教育，当学生被灌输一脑子的娱乐细胞，天天找笑料，时时抖包袱，不知羞耻地四处推销“好玩”“逗乐”，这个人必然会成为小丑。我两赴巴西，亲临嘉年华现场，一个多人种国家的狂欢节固然会为旅游带来商机，但，那不是一个民族的全部，仅仅是节庆性质的联欢。因此，我有疑虑，美术学院何以把毕业展与嘉年华等同起来，难道数年的学习，多年的奋斗，最后就是一场狂欢，或以狂欢的形式画一个句号？

我说了，娱乐有道理。大学时代不仅是刻板、单调的读书、学习，也是一个群体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为学问、艺术的争论是大学的精神基调，对民族、国家的思考，是学生们的责任。深刻的思想，一定是大学的本色，对学问与艺术的执著，则是大学的根本。令人不解也令人不能接受的是，大学拒绝思想，大学生不以读书为荣。正如一位知名教授所言：“即便是清华四导师活过来，北大的胡适和傅斯年再生，也不会有太多的大学生迷他们，他们在学生中的分量，不见得比一个官僚校长更重。至于小鲜肉的歌星影星，就没法比了。”

没有知识崇拜，唯文凭是从；对领导顶礼膜拜，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沉迷小鲜肉和影星，一副恃强凌弱的奴才相。不敢说是大学普遍存在的现象，至少也是“深入人心”的“行为准则”。既然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既然我们没有知识崇拜，那么，甘为小鲜肉们的粉丝，习惯了那副颇有历史依据的谄媚嘴脸，怎能不向往毕业后的欲望狂欢，如何能不为离开学校的“瓜熟蒂落”而高兴。娱乐化与浅薄是孪生兄弟，我们很难分清它们之间的区别。

一个有分量的民族在精神自由和世俗利益上有着严格的选择，因此说，人的深度与力度需要悲剧感。由此我想起俄国巡回展览画派的画家。1863年末，克拉姆斯科依向皇家美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列宾美术学院申请，一部分学生将依据自己的性格和兴趣进行美术创作，要求学校颁发美术家文凭。学校拒绝了克拉姆斯科依等人的请求。以克拉姆斯科依为首的14名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们向僵化的学院式教学思想挑战，他们提出美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强调美术作品的历史思考和现实意义。不久，他们成立“俄罗斯美术家巡回展览协会”，目的是打破皇室与贵族对美术创作的工具化要求，把新创作的美术作品送到外省展览，让更多的民众有机会看到民族化、生活化的美术作品。彼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风起云涌，活跃的思想，觉醒的意识，对民族前途的关切，深深影响了这批画家。为此，他们提出“让俄罗斯了解俄罗斯艺术，要求美术创作参与现实生活的改造，表现城乡贫民的苦难岁月，揭露和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塑造一系列争取新生活的新形象。

 我们国家处于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色彩斑斓的现实，复杂的人性，丰富的情感，一系列的老问题和新问题，是艺术创作重要的源泉和动力。具有终极关怀的艺术家，需要脚踏凝重的土地，思考、体验现实生活，创作出无愧时代的力作。

邢千里：毕业展狂欢，一群人的孤单

对今天这个时代所谓娱乐化和网络化特征的批评之声丝毫没有停息过，整个社会都受到了鼓舞和蛊惑，陷入了一种难以遏制的集体无意识狂欢之中。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置身事外，或者安于寂寞。娱乐成了一种语法，狂欢成了一种生态，不能顺应这种游戏规则的或多或少都会有某种危机感，好像会被这个飞速发展的娱乐世界遗忘。人们已经没有耐心等着深巷中的美酒慢慢飘香出来，就算是莫言获奖，屠呦呦折桂，梅葆玖去世，或者基弗中国展风波、昆斯抄袭事件等等，也不过是电脑网页和微信朋友圈留给人们越来越短暂的喧嚣和记忆而已。

如今，大学与社会大众的关系越发密切，特别是艺术类院校，不论是专业设置、招生和就业，还是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之后对于艺术欣赏和购买的需求关系，都让艺术院校筹办毕业展的心态产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学校和师生希望借助现代科技和传媒的力量展示实力、宣传成果，大众希望能够走进代表专业水准和艺术前沿的毕业展一饱眼福，而政府则乐见更多文化艺术资源向公众开放，丰富民众业余生活，提升整体艺术素养。

作为2017年央美毕业季展览的环节之一，3500个西瓜组成的大地艺术作品“美院瓜田”出现在校园中，在毕业季将学生、教师、学校和社会连接起来。“用我们的专业，营造一个内部师生交流的空间，也是学校、毕业生和社会各界交流的平台。”与央美的“温情牌”不同，南京艺术学院今年的毕业展则毫不掩饰地高举“嘉年华”的旗帜。模特走秀，舞蹈，歌曲，迷幻动感的声光电效果，宛如一场万众期待的明星演唱会架势。让人不敢相信这是艺术院校的毕业展现场。

我们看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学校实现了一个更为高大上的“教学思路转型”：“高冷的艺术，有烟火气的艺术，并不矛盾，当艺术向公众敞开大门，才能让更多人感知艺术的美好。”老师和同学特别是毕业生用这种酷炫的方式见证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公众则免费参与了一场场眼花缭乱的多种艺术形式组成的视觉之旅。

向公众敞开艺术大门，这种表述当然正面、正确，无可置疑。问题是，这样“皆大欢喜”的狂欢式毕业展，真的能让“更多人感知艺术的美好”，实现多方共赢吗？李小山接受采访时曾说过：美术馆分有效观众和无效观众，无效观众来自普通大众，他们对艺术缺乏专业的认知，但如果美术馆敞开大门吸引更多无效观众走进来，那么无效观众会慢慢变成有效观众。问题是，公众中占大多数的“无效观众”如何才能“慢慢变成有效观众”？除了通过狂欢式的开放姿态把大家吸引到展场，这些大大小小的毕业展作品从理念、主题到呈现方式是否真的能让观看逐渐变得“有效”？

前几天刚刚看了另一个美院的毕业展，偌大的展厅里并没有几个人，而且基本上都是自己学院的同学和慕名而来的其他院校的师生。我随口问了几个同学对作品的感受，他们有的表示看不太懂，特别是在不看文字介绍的情况下。有的同学则直言：套路，都是套路！

套路的意思大概有两个。一是很多学生的毕业作品明显沿袭甚至克隆导师的风格或者学院历史上的典型样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近亲繁殖”；二是观念的泛滥。很多作品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创作方式和主题阐释，试图营造一种深邃的文化洞察力与艺术品位，常见的是挪用古代原典如《易经》《道德经》《山海经》《金刚经》等文献中的玄奥概念（最好还有一两个冷僻的繁体字），或者西方现当代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概念，用一种浓重的翻译腔进行佶屈聱牙的文字组织。整个作品看上去极有文化姿态和社会担当，实则装腔作势，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然而，在普通大众眼中，他们看到的是专业级别的、制作精良的、内容丰富而宏大的绘画、雕塑、影像、机械（装置）和设计作品组成的盛大轰趴。他们惊讶而困惑地东张西望，拿起手机或相机一本正经地拍照，凑上前头昏脑涨地看着作品介绍，然后不知所措地茫然离开。

看似是全民的艺术狂欢节，实则是毕业展内外一群人各自的孤单。这其中固然有我国的艺术教育长期薄弱，公众艺术素养有限的原因，更有中国当代艺术人和高校艺术教育忽视传统认知和文化积淀，一味地迎合市场，迷恋技巧和观念的堆砌，忽视艺术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意识的直接原因。博伊斯半个世纪前的“社会雕塑”主张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想，对今天的很多中国当代艺术人来说依然遥远。

院方观点（点击链接）

●本次论坛为有奖活动，关注的读者请点击下载中国美术报手机应用，注册并留言参与讨论，我们将从中选择六位读者发出奖品。

截止日期：2017年8月31日

奖品设置：

一等奖1名，奖励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扇面原作一幅；

二等奖2名，奖励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复制作品一幅；

三等奖3名，赠阅半年《中国美术报》。

 （本栏目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投稿邮箱：li_t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