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

       她守护国宝41年，从青春少女到满头花发，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却用41年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走进荒凉，为的是守护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有这样一尊雕塑，它取名为《青春》，塑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它的原形就是如今已是满头花发的樊锦诗。
　　樊锦诗是那种没有年龄感的人。她身形瘦小但不文弱，个性鲜明。短暂的接触，就令人感觉到几重身份给她的烙印：学者的执拗、率真、严谨；行政工作的琐屑磨砺出的耐性和院长的威严、不讲情面；野外工作性质给予女性的身心的洗礼。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告别恋人，来到荒凉的敦煌，成为守护敦煌的一员。敦煌艺术是美丽的，但生活条件却是艰苦的，没水没电，好像与世隔绝。樊锦诗在藏经洞陈列馆的“下寺”落下脚。“房顶是纸吊的，夜里老鼠嗖嗖地走，‘噗通’一声老鼠掉下来了，毛茸茸的，把我吓的，又没有灯。夜里想出去解手，听说这儿有狼，但没有见过狼，结果走出旁门，看见一黑糊糊的东西，吓了一跳，以为是狼，又退了回来。想解手又没法解，一夜也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是条驴。”说起初到敦煌的一切，樊锦诗仿佛是在述说一段久远了的故事。

　　一句舍不得，独守敦煌23年

　　1967年，樊锦诗与大学时的恋人彭金章结了婚，当时彭金章已在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虽然成了家，他们却过着劳燕分飞的日子。1968年，樊锦诗分娩在即，却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开敦煌，丈夫只好从武汉挑着一担东西去敦煌看她。当年的彭金章，挑着扁担换车、倒车到了敦煌，看到的是光着屁股的婴儿，身上连点儿布条也没有。樊锦诗看到连孩子衣服都带来了的丈夫，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而丈夫也因公务在身，没等孩子满月，就离开了敦煌。
　　此后，樊锦诗一家4口，长年分散居住在4个地方。寂寞艰苦的生活中，丈夫和孩子使她多了一份牵挂，也多了一份思念的痛苦。敦煌、家、丈夫和儿子，樊锦诗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我回老家河北农村去看老二，大概两三年没有去了。去那儿以后，一个长得黑不溜秋的小孩，傻乎乎地站在门背后。我大姐说，你没见你儿，我说旁边黑不溜秋的那个？大姐说，你都不认识你儿了，说着把娃叫过来。娃嘛，嗓门粗粗地，叫了声‘妈’。”这已经是10年之后的1973年，也就是说，樊锦诗已经与这个地方产生了感情，而且已是“文革”后期，可以搞一点业务。业务不舍得扔，事业也不舍得扔。
　　一句舍不得，让这个江南弱女子抛家离舍，独自一人在敦煌工作了23年。23年后丈夫彭金章为了成全自己的家，从武汉大学调到敦煌研究院。这位迟来的敦煌女婿，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做出了突破性的发现，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

守护敦煌，功德无量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伊始，她遇到了一个最为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樊锦诗忧心忡忡。她明确表示，“洞子不能卖，我不能成为千古罪人。”
　　“这是国家的财产啊，要捆绑上市就会有风险呀，什么挣了、亏了，这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不能拿去做买卖。”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
　　“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吧，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樊锦诗所说的敦煌急需抢救和保护的现状，绝不是危言耸听，她对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说：“如果敦煌也捆绑上市，国家文物局就关门吧，我这个院长的帽子也还给你们。”在返回敦煌的火车上，樊锦诗寝食难安。她经过缜密思考，起草文件再次向上级部门重申将敦煌捆绑上市的弊端。
　　经过樊锦诗的努力，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日渐消瘦的樊锦诗却又有了新的思考。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2003年，樊锦诗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议案，详细描述了“数字化敦煌”的设想。
　　樊锦诗正在为这项计划奔忙着。对于自己40年来所从事的工作，樊锦诗曾自谦为“瞎忙”，但老一辈敦煌学家却评价说：你所做的事情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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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1938年生，现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发表的论文有：《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后期洞窟分期》、《二九○窟佛传内容考证》、《简谈佛教故事画的民族化特色》等。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