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千里:“当代”在别处

邢千里  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发表时间:2017-09-07

【本期话题】如何构建“超当代”艺术?

策划:李振伟 李腾

编者按:人类艺术发展至今,无论形式与内容,还是观念与手法,都已囊括了目前所能发掘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而且每一种艺术形式也都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不能承担艺术家和观者要求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整合传统和当代艺术,在内容和观念上形成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应是当下艺术发展的一条新出路。日前,“凤凰艺术年展”媒体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总策划人张晓凌在会上提出“超当代”的艺术概念,即指传统与当代的融合。在传统上,强调回归艺术创作的叙事性;在当代上,提倡运用当下的新技术。形成超越传统和当代的新艺术形式。那么,如何进行具体的创作和构思,来对“超当代”这一概念做直观的诠释,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在此,本期时评特邀请相关学者、批评家针对如何构建“超当代”艺术?这一话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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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在别处

□邢千里

如今,中国当代艺术已然变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词儿,甚至多少有些揶揄的味道。这个曾经或者在某些人眼里依然是很高大上的概念,充斥着越来越多纠缠不清的关系,困惑、投机、矫情、山寨、符号、观念、民族、身份、资本、市场等等。中国当代艺术似乎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艺术时期看上去都活跃和丰富,却又令人难以捉摸。

中国当代艺术先天不足却又身负重任。说先天不足,是因为它秉承了近现代中国艺术人的百年心结却又身处一个十分特殊的时空位置。在文化上遭遇了巨大历史断层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在面对传统文化时更多的只是一些若有若无的自我慰藉。同时,面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涌入,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既缺乏充分的文化准备,也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仓促上阵的中国当代艺术显然有些手忙脚乱。

民国时期艺术家们所面临的艺术局面虽然与今天有些相似,但彼时中国艺术的生态却大相径庭。民国艺术家们一则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滋养,所以不容易盲目受到影响;二则大批艺术家留学法德日美等国家,对西方近现代艺术有着比较系统的认识和学习;三则是当时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民族存亡背景,艺术家们的思考和创作具有更深层更迫切的文化思考和民族意识。

中国当代艺术显然不具备这三个特征。文化的断层、西方艺术的隔膜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中国的当代艺术从一开始就处境被动。如果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还由于种种原因保有一些难得的艺术纯粹性和文化担当意识,经过了初期的兴奋和激情之后,由于根基薄弱和信念的缺失,很快便迷失在市场和观念的洪流之中。虽然当代艺术家们依然高举“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旗帜,却没有多少人真的有兴趣和能力去思考什么是民族的,什么又是世界的,更多地只是作为一种话语标签和市场策略而已。

中国当代艺术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名利场,大家各显神通,有的兜售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化概念,有的醉心于重复千篇一律的主题和符号,有的则似懂非懂地山寨着西方观念艺术。更大的危机在于,当代艺术正在远远地把中国艺术家们抛在身后。当很多中国艺术家还在试图玩弄传统艺术材料和精神的零星符号以显示所谓的身份意识,或者模仿西方艺术来标榜空洞而廉价的人文关怀时,西方当代艺术家已经开始利用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反思人类当下处境的方方面面,出现了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气象计划》等等这样浪漫、惊艳而又充满人性温度的作品。如果我们继续沉浸在中国当代艺术这种自欺欺人的热闹幻戏之中,势必会被世界当代艺术体系彻底抛弃,所谓自我身份和话语权的确立也终将沦为一个笑话。

“超当代”的提法,正是对长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乱象的回应。张晓凌解释说,“超当代”“旨在推动中国当代艺术挖掘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传统的当代性转换,建构与西方当代艺术和而不同的艺术标准和价值体系,担负起探索全新艺术方位与路径的重任。”在我看来,“超当代”与其说是一种艺术宣言,毋宁说是一种痛定思痛的艺术姿态,是一种跳出当代中国艺术乱局的勇气和智慧,让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从自说自话的混沌中抽离出来,回到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传统和当下。“超当代”强调传统的叙事性和当下的新技术,这两个看上去格格不入的东西方语境下的产物,也正是很多艺术家不敢面对和无力面对的。但它们并不矛盾,抛开形式和语言上的所谓的文化差异,就对于人性、自然和艺术的观照及思考而言,两者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共性和开放的对话可能。

也许,中国当代艺术真的需要来一次“超当代”的格式化过程,消除急功近利和无谓的名分之争,以一种更为清晰和真诚的姿态重新认识自己。“当代”不是“当代”本身,而是基于自身传统和当下语境的产物。只有超越所谓“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局限和身份情结,中国的当代艺术才能够真正地逐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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