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昌:夸“大”易“虚”——从凤翔六营村的大雕塑说起

张西昌  来源:中国美术报网 发表时间:2017-10-10

本期话题:非遗保护不是民艺延续的万能药

近年来,许多地区为发展需要,把本地民间艺术当成招牌热炒的情况屡见不鲜。近日,陕西某地农村突然树起一座高达11米的巨型老虎泥塑,乍看宏伟,却是当地为了把本地民间泥塑作为“申遗”目标而搞出的“政绩工程”。而且,为了建这个缺乏实际意义的巨型泥塑不仅占用耕地建广场,而且耗费了大量财力人力。

地方民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也具有地域性文化内涵,但将其过度夸大并与利益挂钩,这种风气并不利于外界正确理解和看待中国地方民俗文化。同时,申请非遗作为国家文化保护措施,本应该属于具有重要文化和历史保留价值的项目,但是现在呈现一种乱象,将其做成了一个可以套用的框架。反观,我们的邻居韩国1962年就立法对文化遗产进行分等级保护和资助,并用完备的认证制度来限定其正式用途。本期话题邀请各界专家学者讨论地区发展与本土艺术的关系问题。

夸“大”易“虚”——从凤翔六营村的大雕塑说起

□张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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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尚大,于是,“大”在文化惯性中也就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积淀,譬如“大中华”“大中国”“大汉”“大唐”“大明”“大清”“大长安”“大上海”等等,不胜枚举。孟子在《尽心》(下)中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据今解,这里的“大”是指自身的完善与丰盈所到达的一种精神圆满状态,譬如“大师”之谓。就精神心理而言,大是对自我心灵的格局拓展,而非人性欲望的夸张满足,建立于后者基础之上的“大”,终会导致虚空与贫弱,在人类的文明历程中摆脱不了“狐假虎威”的表象角色。

2017年9月,我国知名的民间泥塑产业集群——陕西省凤翔县六营村,在新近建设的文化广场上,矗立起了数件大型雕塑,最大者高约11米,是将原本20厘米大小的传统泥座虎放大,以呈“宏大威武”之势,招人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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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型庞大的雕塑景观,虽古已有之,譬如乐山大佛,云冈大佛,但这些宗教雕刻,是借山石之体,来反衬人之渺小,以示对神灵的崇敬。

如今眼见的事实是,在我国二十多年求快求大的建设风潮中,超大型景观雕塑如雨后春笋,成为与行政“大跃进”思维和民间“暴发户”心理相匹配的“皇帝新装”。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多,如:河南省郑州市所建的炎黄二帝像,高106米;湖北省荆州市关公文化园建造的关公雕像,高58米;十堰市郧西天河旅游区建造的真武大帝铜像,高59米,等等。这些圣贤伟人题材,往往被冠以传统文化和民族情怀的正当借口。

除此之外,一些“物”态也被简单放大,如贵州省遵义市苟坝红色感恩园在建的一座巨型马灯雕塑,竟高99.9米。其逻辑是,尺寸愈是夸大,似乎才愈能显现马灯为中国革命灯塔的历史价值,才更能表达某些群体对于革命历史认同的一腔热血和忠心。在地方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行政表态中,这种将某物直接放大的庸俗做法,越来越多地充斥于县市各地。大白菜、辣椒、苹果、猕猴桃、腰鼓以至小龙虾,都能被作为地域或集群的标志物,从而在区域文化和地理标志的旗号下用以暗示官员的政治热切和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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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体量不一的巨型雕塑,何以在中国大地上层出不穷?它们究竟想要昭示什么呢?在我看来,原因有三:

一者,“大”为炫耀。自古以来,“炫大”即为“炫富”“炫强”,是一种脱离功能实际,力图与阶层和身份相匹配的虚荣诉求。在这种心理的鼓动下,体量则会逐层升级,成为虚妄心理的外化与攀比。

二者,“大”为表态。“显化表达”是中国官本位传统的腐朽心态,拉横幅、写标语、念颂词、表立场……往往使得本该对于民生负责的工作常态变异为对上级权威的表面应付。横幅越多、口号越响、雕塑越大,似乎就表明干劲儿越足,为官越勤政。

三者,“大”为实利。工程越大,红利越多。此处无需赘述。

可叹的是,这些巨无霸雕塑往往是披着“艺术”的外衣,却与艺术无涉,假着百姓的诉求,却与百姓无关,它们是一张张被虚无和贪婪吹大的牛皮,障人心志。

其负面效应也有三:

一、挥霍民财。这些大型雕塑,无论是政府主持,还是公司主建,用的都是纳税民众的钱财,现实是,纳税者往往无权支配自己的钱财,却交由少数人执行。可以看到,由官方审核通过的一些巨无霸雕塑得以建设,审批手续不全的则被停工或拆除,无论如何,这都是对民财的无谓挥霍。

二、侵害民本。作为公共艺术的雕塑形态,其接受者是公众,那么也就理应由公众或者能够执行公众审美和意志的途径来决定其产生,譬如美国公共雕塑的建设,通常要通过市民委员会一类组织的公众投票才能获建,可我们的现实是,民众常常只能沦为被动接受的看客。

三、庸化审美。作为实体而言,“大”体量有其对观者所造成的特殊官能冲击,但前提是,作品中艺术要素对心灵的感染。目前大多建成的巨型雕塑,往往只是“为大而大”,不仅脱离实用,也忽视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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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凤翔泥塑的产业集群形成于明代初期,是传统家庭手工艺的典型标本。所谓家庭手工艺,则是农民在以农为主的生活方式中,利用闲暇“以工补农”的经营模式。几百年的历史证明了这种模式的稳定性及其与农业生活的契合感。据笔者多年来的调查了解,凤翔泥塑是全国民间泥塑中产业生态最好的,其核心原因也即在此。也就是说,帮助农民致富,首先要了解农民的潜在资源和行为模式,强硬式的“拔苗助长”大多可能只是优势心理的一厢情愿罢了。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争议最大的一直是“如何保护”,或者有人警惕的“保护性破坏”。从2016年开始,政府开始“下大力气”对凤翔泥塑的主产区村落进行“改造”,目前看来,改造的方式就是从村落的公共空间入手,将其花钱进行“包装”。原本的沙石村道替以砖石铺设,民房的门头统一“设计、美化”,村落里还增设了文化广场、健身广场、停车场、牌楼、亭子、拱门等公共设施,从浅层次上来说,六营村失却了原本的关中特色,被“粉饰”成了与国内诸多旅游点相近的商业区。

这里有个核心环节需要注意,村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身份依然是农民,虽然农业收入已经无法作为其生活来源的主要支撑,但却是生活模式的主要成分。半封闭式的步行街村落结构,显然忽略了他们作为农民的生活常规和习性,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在庄稼收获的季节,农民无法从正门进入,即便是日常的车辆运输,都会受到阻碍,农民得选择从后门进入。新的村落结构为什么不大考虑到农民的正常诉求?这种所谓的“保护”,是不是含有“一厢情愿”的暴力思维呢?

还有,村口建设的所谓文化广场,占用了数亩良田,取而代之的是被放大几十倍的所谓公共雕塑,这样做有无必要和价值?显而易见,数以百万计的资金被贴在了表皮上,涂脂抹粉、乔装打扮,用以标明地方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然后,这些场景被不同的媒体单向传播,借以烘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题。在这些话语通道中,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农民,却失声了。

凤翔泥塑目前的产业状况是,更多的民艺产业形式不断融入进来,如剪纸、皮影、刺绣、布艺、年画、瓢画等,产业结构比以前丰富,但是手工艺品的性质也遭到了稀释和解构。简单来说,也就是越来越商品化,离民间美术的初心气息越来越远。最要紧的是,原本从事泥塑生产的农户比两三年前减少了,部分从业时间较长或名头响亮的专业户依然保持,极个别经营户更加风生水起。

但是,这种集中式的不平衡生态是违背集群产业发展规律的,也并非是政府非遗保护所期望的结果,只有让较多的农户参与其中,产业的竞争才有活力。因此,对于产业生态的内部关注和帮扶肯定远比在脸上贴金重要的多。涂脂抹粉与肌体健康无关的道理谁又不懂呢?

雕塑和排场之“大”所折射出来的,是否是官本位思路对于非遗保护机制的误读?在党中央对文化产业所制定的各项政策中,求真务实的作风一直是保证工作效能的关键。文化产业不仅关乎国家文化建设的立场与方向,更关乎民生,民生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平视民众,了解民众的真实诉求和利益。唯有这样,非遗的保护或许才有良好的生态,因为,非遗的传承和受益主体永远是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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