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风起，艺术家凭什么打动观众？

策划：李腾 李振伟

近年来，随着艺术市场书画价值高涨，书画炒作风骤然兴起，似乎画家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僭越了画家修为，成为衡量书画价值的“标尺”。受此风助长，时有“名家”禁不住内心膨胀自我标榜、制造噱头，甚或比肩古人“自封成圣”，令人唏嘘。

在我国，自古艺术家与画论家就将画家创作造诣和内在修养视为艺术创作的根基，王冕的传世之作《墨梅图》上题诗曰：“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充分表达了艺术家不向权贵谄媚，鄙薄流俗的艺术品格。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从画论角度将绘画分为神、妙、能、逸四品，对画家追求艺术本体的创作表达予以评定。纵观历代精品佳构莫不是经过历史沉淀而筛出，而现在市场浮生出许多“名家”“大师”，有几人经得起时间考验呢？本期时评以“艺术家凭什么打动观众”为题讨论艺术家操守问题，同时也请专家分析画家应该怎样面对市场经济时代产生的诸多问题。

本期导读：

●邢千里：艺术家的身份和使命——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他们到哪里去？

●吴克军：自诩与炒作——中国书画家的劣根性

●黄剑武：书画盛世再谈艺术求“真”

艺术家的身份和使命——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他们到哪里去？

□邢千里

人类对于终极问题的追问从来也没有停息过，这也是宗教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高更在十九世纪末所创作的鸿篇巨制《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既是他对包括塔希提岛在内的自己生命历程的反思，也是以艺术之名为自己镌刻的墓志铭。这位直接启发了现代派绘画的后印象主义大师，直到生命的终点也没能参透人生的本质和意义，或者，这是艺术家对于自己一生的无奈慨叹吧。

保罗·高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艺术家的身份和使命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此时卑贱，彼时荣耀，艺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与政治、宗教、文学、科技、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总是纠结不清。对于艺术家来说，总要在自觉不自觉之间认清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并努力在各种影响因素中实现某种平衡。不论是庞贝古城里那些时髦或者色情的壁画，文艺复兴三杰为教堂或者美第奇家族的创作，或者小荷兰画派那些制作精良的静物和肖像，不同的艺术家很清楚自己服务的对象是谁，因此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职责，两者互相依存，互为命题。

北宋时期，中国三大画家群体基本形成，即画院画家、文人画家和职业画家（即民间画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所谓“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说的不仅是画风的不同，更是身份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各言其志”也。活跃在汴京的职业画家刘宗道擅画“照盆孩儿”，为了避免同行的恶意竞争，每创新稿必画出几百幅在市场一次售出，以防别人仿制。

五代 黄筌《珍禽图》

当代艺术从材料、观念和语言上打破了艺术的诸多藩篱，也让艺术的评价标准和市场表现呈现出复杂而微妙的面貌。曾经熟悉的气韵生动（谢赫）、神妙能逸（朱景玄）、天工与清新（苏轼）等等这些古人理想中的艺术境界如今变得竟然轻而易举，俯拾皆是。不论是艺术家的自我描述、批评家的口头笔端，还是一级二级市场中那些作品阐释，中国当代艺术似乎一片大好，各种“大师”此起彼伏也就不难理解了。

“大师”确是一个极其好用却又颇为模糊的词儿。说它好用，因为这是一个金字招牌，在公众跟前闪一闪，媒体上面亮一亮，市场之中晃一晃，便可赚个盆满钵满，名利双收。说它模糊，是因为那些曾经的判断标准如今变得让人疑惑起来，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各色“大师”，人们突然发现所谓“大师”的标准或者说标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响亮的名头，“大师”就是用无数个类似“世界”“华人”“全球”“第一人”“开创者”等等这样响亮又模糊的字眼所堆积和铸造出来的终极头衔。而大多数普通民众对于其作品的认知和理解也就在这些越发冗长的名头和履历中变得越发模糊起来，这种模糊无形中又让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变得更加神秘和高大。

这些当代艺术家深谙这些身份的多样性和模糊性带来的好处，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明星效应，他们还利用了艺术市场曾经近乎疯狂的繁荣带给大众的震撼记忆，以及由于长期的艺术教育的不足造成的普遍意义上的审美欠缺。他们时而以传统文人画的承继者自居，满口之乎者也，荆关董巨，下笔如走龙蛇，东奔西突，功力不逮却美其名曰不拘格法，直抒胸臆；时而以当代实验艺术家自居，以多种材料、手法和媒介的拼凑叠加为能事，不顾作品的内在逻辑和意义结构的合法合理性而空谈对话、消解、冲突、互文这样的流行概念，宛如一个个具有上帝视角悲天悯人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时而是焚香品茗、坐而论道的文人雅士；时而是高谈阔论，与政界商界人士及批评家、收藏家把酒言欢的社会名流；时而是报刊网络上“荣誉等身”的艺术大师；时而是拍卖市场中“人气爆棚”的明星热点。不知黄荃、徐熙、刘宗道之辈活到今天，会不会感慨羞涩于自己的寒酸木讷？

在这熙熙攘攘之中，这些左右逢源、闻名利而动的当代艺术家们似乎也早已逐渐失去了反思自己真正的身份和使命的能力。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号称自己来自中国传统，从人文精神中来，基本的艺术史视野和人文素养却捉襟见肘，张冠李戴、错别字现象屡见不鲜。他们更不可能从“西方”来，在缺乏起码的哲学、宗教和西方艺术认知的前提下，他们的作品必定是中西方艺术煞有介事的碎片化拼凑和嫁接。他们自然也很难看清自己“是谁”，因为传统的记忆和西方的自足对他们来说都陌生而遥远。至于到哪里去，也许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因为眼下的名利场正是其目光所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