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很难避免引用，尤其是撰写论文和研究报告，其要求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

从学生时代起，不少人就多多少少养成了一种毛病，喜欢旁征博引以显示自己的博学。以致于我们读到非常多的学术论文，感觉其不知所云——通篇充斥着他人的观点而没有自己的看法。在论文中引用“材料”不是不可以，但很多人引用的并非“材料”，即使引用的是“材料”，读者也弄不明白其引用相关材料的意图。

我的看法是，引用他人的观点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人的观点可以作为引用的“材料”，但得表达对“材料”的看法，即有所分析。

“毛病的养成”自然与所接受的教育有关。难怪时不时曝出有博士生导师感慨招到的博士生语句都写不通顺。连语句都写不通顺的人，自然谈不上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或研究报告，更谈不上用文章传情达意。

“引用”要标明“出处”是常识，也是基本规范。但在欠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度，抄袭、剽窃、复制粘贴、造假、买卖论文等的犯罪行为屡见不鲜，甚至有不少人对之津津乐道。

近日我在微信朋友圈浏览到一条题为“内蒙古一镇党委材料从网上抄袭多名干部被处分”的新闻，网上一搜，几年前还有题为“盘点地方政绩‘雷同’报道：县委书记抄袭市委书记讲话稿”的新闻报道。我没法确证相关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但用其来说明抄袭、剽窃、复制粘贴、造假、买卖论文等犯罪行为的普遍化是极为贴切的。“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抄白不抄”几乎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学术的腐败已不堪入目，且非常可怕。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的“序”中写道：“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关于学术论文的引用规范，国际学界有基本的规范。经常阅读中外知名作者著述的读者对此非常熟悉。德国作家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

当然，德国人治学的严谨世界有名。他们会将引用的每句话、每个观点、每幅图片都标明出处，以图片为例，他们会详细说明采自哪里——有些作者甚至会说明获取图片的渠道，说明是创作者提供的，还是自己扫描、拍摄的，还是相关机构提供的……相比较，看看我们用于培养人才的“教材”，便可知道学术规范的严重缺失，你根本不知道那些东拼西凑的内容摘抄自哪里。

“教材在中国是写得最烂的一种书”，我已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有时甚至对着学生说。

抄袭、复制粘贴行为既然在教师中存在，其在学生中就更加普遍和流行。打击犯罪行为的工作固然主要该由国家立法和司法部门做，但作者之间的“学术打假”和读者的“挑剔”“较真”亦是极为必要的。

人们对抄袭、剽窃、复制粘贴、造假、买卖论文等问题的习以为常，除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欠缺外，“好人的沉默”也是重要原因。

指出某些作者作文的不规范问题乃至错误向来为人所误解，动不动被说成是“文人相轻”“嫉妒”“居心不良”“挑刺”“太过较真”“吹毛求疵”“不务正业”……实际上，指出其他作者作文的问题也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作者之间的互评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如果所有人对学人的失范或犯罪行为视而不见，那么学界真会沦为“酱缸”。不少人对“引用”和“抄袭”“剽窃”“复制粘贴”的界限不甚明了。往明确里说，所谓“抄袭”“剽窃”“复制粘贴”就是引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说的话、提出的观点、统计的数据、收集的材料等）或参考了他人的研究成果或受到他人言论、著述的启发、影响而不加以说明、不标明出处。

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心想“我参考或篡改了他人的研究成果神不知鬼不觉”，“那人地位比我低，我不屑于标注其名其作”（真是人微言轻啊），其不知抄袭、剽窃、复制粘贴行为是很容易被作者或同行发现的。只是大多数人不太愿意揭露。“沉默的大多数”，“爱惜自己的居多”，我们的学人多喜欢“闭门造车”而不太关心公共事务。《当代美术理论失范现象之一瞥：译与著的概念置换——以吕澎<作为学科的‘艺术史’及其相关学科>一文为例》让人印象极深，然而只是特例。

侥幸心理是要不得的。较之中文文献，虽然抄袭、剽窃、篡改外文文献更难让人发现，但也不是绝无发现可能的。

学界存在着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读了几本“新书”或一些同行不太在意的文献或翻译了一本书便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以权威自居起来，然而错误百出。想想，你怎么知道自己在阅读这些文献时没有其他人正在阅读同样的文献，尤其是一些经典的或重要的文献是从事相关专业必读的。就外文文献来说，没有中文译本时可能学界很难发现抄袭、剽窃、篡改——因为外文文献同样浩如烟海，但说不定你在读此文献时恰巧就有其他人读到此文献，现在没有译本的文献没准过几年就会有译本，有译本的会有全新的译本。就翻译来讲，首译者更应该有敬畏之心，不可乱译，因为后来的译者极有可能会参考其译本。加一条“注释”就那么难吗？但不少人就是甘愿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当然，在抄袭、剽窃、复制粘贴、造假、买卖论文并不会“身败名裂”相反会“获利颇丰”的时代另当别论。

作文很难避免引用，同样，作文时引用很难避免“断章”和“摘句”。因为很难避免，所以随心所欲，这种逻辑当然是极为荒唐的。如果说抄袭、剽窃、复制粘贴、造假、买卖论文等属犯罪行为，作文引用不规范、胡乱“断章”和“摘句”（即随意歪曲作者意图）的行为则属学人学术操守和基本素养的缺失。

提到随意歪曲作者意图，或许有人马上会拈出西方后现代文化、艺术中的“挪用”“拼贴”创作手法为之辩护，但不管是“故意歪曲作者意图”，还是“压根儿没读懂”“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尝试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其动机都是昭然若揭的。研究应该以理解原著为基础，我的观念似乎非常“现代主义”，然没有“现代主义”哪来的“后现代主义”。毋庸讳言，我们的很多学者尚达不到“后现代”的思想层次。

关于文艺评论中的“断章取义”问题，鲁迅已在其杂文中有所指摘。鲁迅当然不是刻意指摘这一问题，他不过是在读到其他作者的文章发现问题且不得不说时稍加议论。

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中写道：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学生》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

……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鲁迅所看重的是“真实”，而非虚无缥缈的“极境”或“理想”。

不顾全篇文章或谈话的内容，而只根据自己的需要孤立地取其中一段或一句的意思，叫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文艺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最容易犯的“毛病”。鲁迅商榷的对象是朱光潜，我们知道朱光潜是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鲁迅这里“作为文艺评论家”。在鲁迅看来，朱光潜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犯的是“断章取义”与“引用不当”的毛病。在不明事理的人看来，鲁迅“太过挑剔”或干脆说是“尖酸刻薄”，实际上他是在“就事论事”。鲁迅所撰写的杂文中类似的“挑刺”之作极多，估计这也是鲁迅给世人留下“得理不饶人”的印象。而主张“发扬民魂”（《学界的三魂》），追求并捍卫真理的鲁迅的“苦口婆心”又有几人理解。看古今中外之真学人，又有哪个不是“据理力争”。

前面提到不少人在学生时代起就养成了“华而不实”的陋习。以自己为例，真的是感触良多。

自读小学起，语文老师便告知“要多背诵些名人名言或华丽的词汇，这样便可以提高作文的分数”，有水平的老师表达得隐晦些“平时要多阅读，通过阅读积累写作的素材，作文水平自然会提高”“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想想，语文老师对自己作文的水平影响挺大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读到中外经典，便有了反思：名人名言不一定对，“名人名言”其实是“断章取义”，词汇只有放在句子里面才有意义，作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得高分，也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为了解决问题。难道不是吗？我们通常所说的“名人名言”和“词汇”是有其“语境”的，实在不应被割裂。尤其在读到非常多的经典学术著述时对此体会更深，那些经典都是试图“解决问题”的产物。当然，文学作品除外，文学作品可以探索新异的表现手法。但学术文章实在不应故意制造迷雾。

倘若非要说作文的“境界”（因为我们的学人非常痴迷谈论“境界”），那些“高境界”的著述或作者其实是非常“通俗”“简洁明了”“没一句废话”且“平易近人”的。

最早接触到的《尼采文集》的封面上有句在一般人听来非常狂傲的话——“我的虚荣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至今记得。

同样以鲁迅为例。

鲁迅早期应一些学刊的邀约写了不少诘屈聱牙、十分冗长的文章，其被编进《鲁迅全集》第一卷，但鲁迅在序言中说，那些文章自己都不想拿给人看，之所以写那么诘屈聱牙、冗长，是因为刊物编辑比较“怪”——要求鲁迅写冗长而学究气的文章，所以鲁迅是有自我批判和反省能力的人，他的文章后面写得越来越短，遣词造句愈来愈精炼和直白明了。

显然，今天的文艺评论深受“学生气”和“学究气”的戕害，大部分所谓的文艺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其实缺乏直面现实问题的能力，也没什么自己的思考、思想，不少人全靠摘录他人的言论（名人名言）度日——给人的感觉是那些人不引用“名人名言”就不会张嘴说话。

当然，引用名人名言不是不可以，关键是要避免“断章取义”和“引用不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