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下拍卖行业瑕疵担保的客观现实和推进方向

徐政夫  来源:《论见结集——2013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国际论坛》 发表时间:2016-11-02

摘要:瑕疵担保简单说就是保真,保真这两个字是收藏家、买家共同的期待,也是拍卖公司、古董商、画廊应当负有的责任,如果这两个方面都结合得很好,我相信,有序地经营,品牌就会建立。 二十几年前我开始参加“寒舍”工作就遇到如何解决保真的问题,当时我跟蔡先生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学习英国苏富比和佳士得,明码标价把每一件东西的年代、尺寸写好、价格都明确标示。经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方式的效果不错。今天在海内外很多人讲到“寒舍”的时候,都会说“寒舍”的东西比较贵,为什么比较贵呢?因为东西好、保真。

瑕疵担保简单说就是保真,保真这两个字是收藏家、买家共同的期待,也是拍卖公司、古董商、画廊应当负有的责任,如果这两个方面都结合得很好,我相信,有序地经营,品牌就会建立。

二十几年前我开始参加“寒舍”工作就遇到如何解决保真的问题,当时我跟蔡先生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学习英国苏富比和佳士得,明码标价把每一件东西的年代、尺寸写好、价格都明确标示。经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方式的效果不错。今天在海内外很多人讲到“寒舍”的时候,都会说“寒舍”的东西比较贵,为什么比较贵呢?因为东西好、保真。

我想今天在座各位都是要面对未来的市场,都想要建立品牌,所以今天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提出这样的题目,这个问题很严肃也很重要,我一直在思考。我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我是个外行人,我本是在大学教心理学和美学,跟文物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从事文物经营工作感觉很辛苦。第一,你要买到真的,就会碰到人家卖假的,现在很多人说老师你头发白了,其实就是被这些问题弄白了,不停地学习、不停地读书、不停地找资料成为文物经营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第二,你卖的时候,发现人家卖假的比你卖真的还好,赚得多,心里不平衡,有时候羡慕,有时候嫉妒,最重要的是生气,气在哪里呢?他们把市场做小了,有很多收藏家愿意和希望把大量资金投在艺术品市场,但却不断地受到打击,不断地丢失面子,最终放弃。所以,对很多收藏家而言,他们期待的是一个信用、可靠、对瑕疵能负起责任的古董商或者拍卖行。

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讲,我希望每个拍卖行、古董商都往阳光下走,才能把市场做大,才能把收藏变成一种健康、全民化的艺术生活。但理想终究是理想,现实中我自己也买过假的。我台湾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瓷器,后来送到苏富比、佳士得拍卖的时候被拒收,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他上法院告卖家,刚好律师也是我的朋友,这个时候我出面帮忙,才发现这个问题真不简单。

首先法官说他看不懂,你们去鉴定,只要鉴定出公正的结果我才能判决。为了这个朋友我跑台北故宫、历史博物馆、台湾大学,但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肯鉴定。这个问题同样发生在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里边,台湾文物也分一级文物、二级文物,都被列为国宝的,规定博物馆负有保管责任,收藏家可以放到博物馆库存保管,但买卖只限于台湾地区境内,这样的条款是好事情,收藏家把好东西给博物馆保管,可节省很多精力,可是能不能做到呢?到现在十几年了一件都没有,为什么?谁能鉴定?谁来评定他是国宝?在台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批台湾的交趾陶要运到海外去,结果台北故宫出来检验,说这是老东西,不能出去。然而作者很生气,说这是我两年前做的,根本不是100年以前的东西,还做了一批给鉴定人员看,从此以后台北故宫不再做鉴定,不再自找麻烦了。

后来,历史博物馆也开始做鉴定,1992到1993年期间几乎每个礼拜鉴定一次,鉴定的时候几乎都有十个货柜要检验,因为台湾规定只要超过100年的,什么税都不用交,关税也不用、进口税也不用,所以大家不管真的假的都希望去历史博物馆盖章证明是百年的东西。但是现在历史博物馆也不敢做了。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买瓷器的那个朋友找到我的时候,我求助于耿宝昌先生,通过杨新先生安排,我们到耿老的办公室里,为了要证明,我们拍照,还请耿老简单写一个,“这个东西不超过100年”的意见,本来我想大功告成,但到法院我把耿老鉴定时拍的照片、鉴定意见和耿老相关著作交给法院,法官看完以后问这是谁呀?我说是大陆最著名、全世界最好的瓷器专家,他说:“我不认识。”我说:“你当然不认识,但这么多他的著作就证明了他是权威的。”法官说:“我也相信,可他是大陆人,大陆公文书要经过海协会公证,然后海协会再传到海基会公证,再拿到法院来才有效。”于是我们又跑了一圈,最后到辩论的时候,我原以为万事大吉,结果被告的女儿代表父亲在法庭上就说一句话:“鉴定的这件不是我卖给他的那一件。”这个案子无法继续了,因为买的时候大家互相信赖,但是到不相信的时候,我们发现买卖证据都没有了,一句话就把官司结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常常为这个问题跟老专家聊天,有三个老专家的意见让我很有感触:第一个是杨伯达先生,我请他到台湾去的时候,我说到古玉作假的问题,他跟我说“人家也要生活嘛!”第二个是徐苹芳先生,他说“站在考古立场上讲,中国文物是很少的,你说玉器有多少?出土的瓷器真的又有多少?好的有多少呢?这些作假的人有一个贡献你忽略了,他能让人家喜欢文物,只要他不骗人有什么关系呢?”徐先生的这句话至少把我的气消了。第三个是杨新先生,他跟我讲:“学书画要临摹,作假自古有之,有假才有趣。”这让我觉得这个市场就应该存在一部分带有工艺品性质,介绍中国文物,有学习性质的东西。

回过头来讲,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法律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要求拍卖公司百分之百保真?我相信天使、神仙都办不到,像我们买东西有时候动辄上百万,经常抱着它几天几夜不知道怎么决定,还有我们碰到明明知道是假的,可是一拍卖几百万,到底是我们对还是我们错了呢?法律只能解决是非、黑白,这种搞不清楚的地带法律是无法存在的。所以,要求拍卖公司百分之百保真我相信是做不到的。但如何去权衡出一个中国式的拍卖规矩呢?大家需要研究一下。

现在我结合台湾的一些经验,讲一讲如何推进这个现状:

第一:自律。很多人都问,清玩雅集怎么回事?聚英雅集怎么回事?这两个会基本都是我发起,现在都成为不错的两个会,尤其是清玩雅集。在当时,文物市场集中在香港,我们都要到香港买东西,但是香港也是真真假假、鱼龙混杂的地方,我的想法就是把这些收藏家集合起来互相学习,再借助外界资源,慢慢就形成一个力量。我们就可以跟卖家讲,这个东西我准备买,我先付定金,但我要拿到清玩雅集让大家研究一下。因为清玩雅集有这么一个实体,卖东西的人也不担心。所以清玩雅集的成员买东西比较方便,这是当时的初衷。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拍卖场上常常你争我抢,但到最后发现原来是熟人,所以清玩雅集的成员要资讯透明,经常交换意见,就不会发生自己人和自己人竞争的结果。

对于一个陌生者要进入古玩行业的时候,最好能够有品牌供他们选择,比如英国古董会在门口挂一个古董协会会员的标志。因此我们就找了十个朋友,包括寒舍、观想、苏富比和佳士得,我们自己成立了聚英雅集,我们每年办一次展览,每一个人都要自律,不能卖假东西,所以这十家店声誉比较好,生意比较好。

第二,诚实告知。我从事这个行业28年以来,常常开玩笑说我如假包换,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找回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不懂就说不懂,比如这件东西我认为是对的,结果别的专家认为有问题,那在我卖的时候,我就告诉买家说,这件东西我认为是对的,但某某专家认为有疑问。如果你诚实告知,我想是有帮助的。我们的拍卖是不是有可能有一部分就不要写年代,我们就写“待考”,或者写一个“传”字,一方面提醒买家仔细研究,另外我们也尽到告知的责任,在法律上就站得住脚。

第三,探索科学鉴定。中国有很多机构有鉴定设备,但是不开放。英国牛津大学都可以开放,而且赚钱,中国为什么不做呢?中国比较习惯服从权威性的传统鉴定,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在哪里?外国人讲,吾爱吾师,但是吾更爱真理,我们是吾爱吾师不管真理,这是不对的。传统之外如何找出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证据、是比较、是科学。今天这么多拍卖行都很大,为什么不组织团队来做鉴定研究呢?我个人在中国书画鉴定上已经花了很多钱和时间,我要研究一个比较好的书画鉴定方法 ,我请台湾警察局最有名的防伪专家,请他做笔迹鉴定,笔迹鉴定既然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为什么中国书法不做笔迹鉴定呢?比如把齐白石所有名字书法、画法进行科学分析和对比,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绝对,但比对的结果肯定是有帮助的。石器可以做到,陶器可以做到,书画也可以做到,不管材质、印章、印泥,都可以做材料鉴定,我认为这是我们将来应该走的路子。

第四,数据留存。我接待过很多专家到台湾去,我说你们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国家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委员在所有博物馆做鉴定和研究的时候,他们没有留下历史资料。流传有序是造成今天欧洲绘画市场成熟稳定的最重要原因,而我们今天再不做,未来的油画鉴定也是问题,现在优秀艺术家的作品应该有机构建立档案数据库,永久保存,供研究者、鉴定者、经营者使用,我认为这个资料库非常急迫,它可以解决以后鉴定的问题。

第五,人才培养。在目前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从业人员中还缺少成熟的经纪人,我二十几年前去参加拍卖,不管苏富比还是佳士得,场上不会超过100人,经常是三四十个人,都是熟人,都是买家亲自出来。成熟的经纪人团队出现的话,很好解决了收藏家和拍卖行之间的沟通问题,他能帮买家尽到查证鉴定的责任。

最后,我希望中拍协要建立拍卖会企业评价制度,给好的拍卖行发金字招牌,用鼓励的方式,让那些很努力、认真的企业得到肯定,同时引导收藏群体往好的拍卖行靠拢,用这种机制来进行优胜劣汰,这可能比法治的效果更好。 

(徐政夫,台北观想艺术中心董事长。本文为其在2013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国际论坛所作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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