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祖籍浙江余姚，生于广东番禺书香门第。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20世纪30年代退出政界后，他专心致力于文化活动，在民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仅次于蔡元培，故一时有“民国第二导师”之誉。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化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

叶恭绰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今对于叶恭绰这个名字，知道的人并不多了。故宫博物院将景仁宫设立为文物捐赠专馆，在馆内专设有景仁榜，榜上镌刻着自1939年以来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每一位捐赠者的名字，受到人们的敬仰。1960年和1962年，叶恭绰的名字两次出现在景仁榜上;在故宫博物院档案中也曾多次出现叶恭绰的名字，叶恭绰与故宫博物院又有什么渊源呢?

保护故宫，不遗余力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正值中国政局混乱，社会局势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围绕故宫博物院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正是这些现象的体现。建院初期的故宫博物院常常处于紧张与动荡之中，庆幸的是，故宫博物院在最困难的时期，得到了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和大力帮助，叶恭绰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6年10月，故宫博物院院务工作处于停顿与无人负责状态。10月13日，汪大燮等17人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发起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商定了由叶恭绰在内的37人以私人资格担任维持会维持员，合力维护故宫。12月9日，维持会成立，江瀚为会长，庄蕴宽、王宠惠为副会长，顾维钧、叶恭绰、潘复、何煜、赵椿年、夏仁虎、胡若愚、汤铁樵八人为基金委员会委员。

1927年4月，王宠惠辞去副会长职务，大家公推叶恭绰为副会长。8月，故宫博物院发生查办事件，事件原由是维持会开始工作后，发现经费短缺且筹措无方，不仅工作不能开展，员工的薪资也不能按时发放，为此，维持会经过研究决定，处理宫中旧存的、与历史文化无关的金砂、银锭、食品等，以筹集经费。却不想有人暗中向北洋军阀政府告密，诬称维持会这样做，表面是筹措经费，实际上是暗中筹款，准备资助北伐军和已经成立的南京政府。8月23日，内阁会议通过决议，派内务部总长沈瑞麟和农业部总长刘尚清查办故宫博物院，名义上是北洋政府彻查故宫历年清点及保管文物情况，实际是从彻查入手，寻找藉口，推翻各界人士以及私人资格组成的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掌权的现状，夺走管辖故宫博物院的大权。叶恭绰等人知道后，从中斡旋，调查结果最终以没有查到任何问题而结束。

北平沦陷时，不少文化机关进驻了日本顾问，但故宫博物院却没有来过一个日本人，这是得到如叶恭绰、朱启钤、陈垣等社会名流的暗中保护和留守人员的尽力抵制。叶恭绰对故宫很有感情，私下里对故宫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当故宫遇到险境会毫不犹豫想尽办法通过一些关系，对它进行保护。

积极推进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及学术研究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故宫博物院，为顺利开展业务工作，于1929年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叶恭绰以收藏书画甚富，鉴别亦精而被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聘用。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叶恭绰每周工作若干次，为故宫博物院鉴别文物的名称与材质，考订文物的时代，判别文物的真伪。

1934年6月，行政院批准故宫博物院对留平和存沪的文物进行点收。9月，叶恭绰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通信专门委员，协助特约专门委员解决疑难问题，并自愿承担了书画、美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宗教经像法器审查及建筑物保存设计7个委员会的工作。

1934年10月，在抗击日寇侵略的艰难时期，为了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国民政府决定选派以故宫文物为主的展品，赴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在上海举办预展会。叶恭绰被伦敦艺展上海预展会聘请为专门委员，对参展文物进行了审查复选，经过两个月的反复斟酌、研究，故宫博物院遴选出文物735件，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品总数的77%。此项工作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思考和专业意见，为展览在伦敦的成功举办奠定了重要基础。

最让人感动的是在1954年，故宫博物院为了更有效地保护文物，开始对藏品进行清理整理工作，由于涉及清查的范围太广，出于慎重考虑，决定成立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同时聘请院外专家指导工作。此时73岁的叶恭绰接到故宫博物院的聘函后，再次欣然接受，并不辞辛苦地参与各项工作。

筹集资金，维修故宫

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清宫时，故宫内的建筑物，除了养心殿、储秀宫和长春宫等部分宫殿尚不破旧外，其余宫殿建筑大都已年久失修，破损不堪，有的甚至倾圮倒塌。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因为修缮经费短缺，只把开放地区的主要建筑物略加修葺、粉饰，而无力顾及其他宫殿建筑。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接管故宫博物院，当时故宫博物院所需事业经费，主要依靠庚款基金会临时拨给的3万元，而用于维修古建筑的经费亦十分有限。

1930年2月，在朱启钤、叶恭绰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的中国营造学社(以下简称学社)正式成立。最早，学社在故宫内废弃的一角，找了十几间西庑旧朝房作为研究所总部，开始制订故宫维修计划。为推动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时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的叶恭绰，四处为学社筹款，联络了一些大财团和金融界的首脑为学社赞助，为学社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无偿捐赠文物，公诸社会弘其益

叶恭绰受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酷爱收藏，一生收藏既富且类别颇广。他自述：“土、木、竹、骨、玉、石、漆之雕刻、抟塑、丝、棉、麻之织绣，音乐、戏剧、歌谣、金石、碑帖、建筑、营造、诗歌、词曲、篆、隶、真、草，虽未敢云悉有心得，亦庶几具体而微。”张伯驹在《北京清末以后之书画收藏家》一书中评价：“清末至民初北京的书画收藏家之中，清末重要藏家为景朴孙，其后民初则有杨寿枢、关冕钧、叶恭绰、颜世清、汪士元等人，而后尚有宝瑞臣、袁珏生、潘心畲、衡亮生、邵禾父、朱翼庵等。”

叶恭绰最著名的收藏当属西周毛公鼎了。在回忆收藏生涯时，他感叹道：“余十年来迭遭变故，致藏物星散，其仅余之书籍、拓本、照片、文件、函札、稿本诸类之散存各地者，迄不能集中整理，而精神日短，体力复衰，势难从事，不得已乃思分散保存，将藏物寄赠认为较适宜处，所托其编目分类及管理流通，非敢自称旷达，殆亦计虑较周，以为人果宝爱其物，谊当如是，且与其私诸已而不能享，不如公诸社会之可弘其益也”。

基于此方面考虑，叶恭绰多次将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无偿捐献给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1960年、1962年和1971年，叶恭绰或其家人先后三次将其所藏38件文物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除了与故宫博物院的不解之缘之外，叶恭绰的收藏以及与其藏品相关的收藏故事也让人津津乐道。

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一向被推崇为“书坛风流”，在功力上虽不如其老子王羲之，但在笔道流泽、婉转妩媚上，则过于王羲之。叶恭绰对它的收藏也足以表现自己为当代风流人物。

鸭头丸帖一字卖千金

这一通《鸭头丸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给一位朋友的短笺，全文为：“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鸭头丸作为一种中药丸，见录于唐王焘的《外台秘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医术，是一种利尿消肿的药。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服用过鸭头丸，但感到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服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

这件最普通的事情，由王献之写来，竟成千古绝唱！

1949年之后，叶恭绰出任中国画院院长，常要出售收藏以补家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徐森玉作为古物专家，知道老朋友叶恭绰要出售自己的收藏，决定询问能否把他藏的《鸭头丸帖》收购为国有。徐森玉认为办此事最可靠的是谢稚柳。谢稚柳带着徐森玉的使命去拜见叶恭绰。对叶恭绰，谢稚柳向来是以长辈尊之。见面之后，先从叶氏最关心的《柳鸦芦雁》谈起，然后又谈起他几次向上海文管会出售的字画。

 谢稚柳作些尝试，说：“遐翁，你藏的《鸭头丸帖》是否有意出让？”

 叶恭绰有些不快，说：“上海文管会诸大鉴定家，连画的等级价值都没有标，《鸭头丸帖》到了那里，还不知被评成什么劣等呢？”

 谢稚柳：“遐翁放心，这次由森老说了算。”

 叶恭绰：“这种东西我能卖吗？字字千金，即使我能卖，你们文管会也不敢买。”

 谢稚柳：“遐翁，你可以一言九鼎，虽然是字字千金，我们也买，这个家我当了。”

 叶恭绰只是气话，“字字千金”是笼统说说，《鸭头丸帖》到底能卖多少钱，他的确没想过，他看了看谢稚柳，问：“稚柳，你这个字字千金算是什么样的价钱？”

 谢稚柳说：“就按照遐翁说的一个字一千元。”

 叶恭绰沉吟了一阵，说：“你这种点名买东西，叫做挖别人眼珠子。你们既然要挖眼珠子，那就让你来挖吧，反正这东西早晚都要被挖走的，今天不是你挖，明天可能会有别人来挖。”

 就这样，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就归了上海市文管会，现藏上海博物馆。

力阻毛公鼎流出国门

叶恭绰在收藏上最为世人称道的有两件事，一是收藏毛公鼎没有让它流出国门，一是将王羲之的《曹娥碑》（唐人摹本）归还张大千。

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代的彝器，清道光末陕西岐山礼村出土，后为叶恭绰收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鼎体呈半圆形，立体高大，兽蹄形足。口沿下饰大小相间的单行连续式鳞纹，其下铺一道弦线，十分简朴。内壁铸铭文四百九十多字，是商周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内容记述周宣王册命毛公之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准备避难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七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民国二十九年，他的姨太太潘氏为侵吞财产，大兴讼事并向日本宪兵队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叶恭绰闻讯，急电侄子叶公超去上海主持讼事，并谆谆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绝不能流出国土。日本宪兵接到潘氏密告，突击搜查叶宅。毛公鼎已转移，没有找到，倒查出两把手枪。叶公超因此被捕入狱，后由其中间人具结作保出狱。毛公鼎终于没被日军掠去。后来，此鼎由商人陈咏仁收藏。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恭绰即致信呼吁寻找毛公鼎并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因此，寻找毛公鼎的重任就落在身为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的身上。经过周密调查，杨宽终于找到毛公鼎的下落，为军统所藏。最终，杨宽经过辛苦洽谈，把毛公鼎领回，拨交中央博物院收藏。毛公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镇馆之宝。 

无偿归还张大千传家宝

有关《曹娥碑》的经过大致如下：叶恭绰与张大千向为挚友，抗战前几年，张大千、张善孖携一幼虎与叶恭绰同租住在苏州网师园内，三位书画大家同住一园，朝夕相处，摩挲旧物，研讨艺技，自是艺林佳话。

此时叶氏早已退出政界，并且潜心佛学，极重友情。有一天叶恭绰与朋友王秋湄来访张大千，见张一脸愁眉不展，询其故，张乃道出苦衷。原来张家祖上旧藏一幅王羲之的《曹娥碑》，弥足珍贵，传为家宝，上面唐人题识累累，外人极少获见。有一次，张大千在上海朋友们设的诗钟博戏之社输光了钱，无法偿还，朋友江紫宸大笑道：“《曹娥碑》归了我吧！”大千不得已，忍痛割让给江紫宸。十年之后，张大千的母亲病重，一日忽唤大千于床前，问：“我家祖传的《曹娥碑》怎么久不见面？颇思重展一下。”大千内心惶恐，不敢实说，就推说放在苏州了。老母亲一定要他从苏州拿来看看，大千只得诺诺。可是此卷早已由江氏出售了，如今不知流落何方，张大千心急如焚，遂不敢再见老母，回到苏州整日愁容满面，不知如何是好。

适巧叶恭绰此时来访，恰如老天长眼，即刻解了张大千的围。大千以母病相告后说：“如能帮助打听到《曹娥碑》的下落，愿以重金为赎，以慰老母。”叶恭绰听后哈哈大笑，即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个么，正在区区这里！”并表示既是大千先人遗物，太夫人又在重病之中，愿以原物归还大千，不收任何报酬。

大千自是感激不尽，事后对人说：“恭绰风概，不但今人所无，求之古人，亦所未闻。”

解析

叶恭绰收藏有何不同

叶恭绰自己从小就立志在史学和文艺方面作出一番成绩，但感慨史学和文艺的研究缺乏系统，考证又多有错漏，所以要有真见地，就首先要收集资料和实物。这也是叶恭绰为何收藏门类如此庞杂的原因。

他的收藏不是“如往昔藏家徒矜博雅，供玩赏”。1934年4月，叶恭绰为李景康、张虹着《阳羡砂壶图考》作的序言中写道：“吾夙持玩物不丧志之主论，欲为古今艺事家张目。”他希望通过对文物的研究，能够找出古代工艺的技术，从而使得文化能够更好地传承与积累。

1961年，在他80岁的时候，他将收藏的大量古字画珍本全都无偿捐给国家。

收藏家说

收藏者焉能为主？

而余之年得，只片时之赏玩。故诸君实智，而余甚愚。况诸君以身后之片纸，博收藏者无穷之珍视，虽屡易主而皆然。然则，收藏者焉能为主？

过眼烟云，谁非逆旅？物之成坏，亦更有主之者。穷人力之所至，必有其限。故吾人精神之寄于物者，亦终不能长在。

余之厌弃政治，而为艺术生活，业将二十年。今后，将并弃其艺术生活，而为纯精神生活，故从事艺术，为时恐亦甚暂。六祖云：“本来无一物。”然则，物与我何与乎？

                                       （据《收藏十三家》，有删节）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报、新快报，原文作者分别为王霞、韩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