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

——普列汉诺夫

       平心而论，在当今中国花鸟画坛，陈永锵当属能承前启后的、具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少数几个画家之一。然而，当 1973 年陈永锵的《鱼跃图》入选当年全国美展，被评为“优秀作品”，并印制成单张年画时，也许有其偶然性。但这一“偶然”，无疑为日后造就一个出色的、充满创作激情、充满人文关爱的艺术家，开辟了一条“必然”的通道。

       据说当年在省内评选参加全国美展送展作品时，有两张以鱼为题材的作品，经评委考虑再三，最终舍弃了老画家、广州美院教授何磊先生的作品，而选送陈永锵这个“西樵人民公社社员”的《鱼跃图》。传闻此结果还曾引起何老先生的些许反感。

       何磊先生的作品我未有机会拜读，但以常理推断，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子陈永锵当年的作品，其艺术含量应该逊于何先生。但那个年代一切评选的得失取舍，都有另一套特殊的有悖常理的政治标准，那么“公社社员”“青年农民”“业余画家”等等，具有特定意义的标签符号，便分别成为那次评选“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的“偶然”，它们亦一定发挥了特定时代的能动作用。这些今天看来相当儿戏且荒诞滑稽的行径，当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还是西谚说得好：不经风雨，哪来彩虹？

       《鱼跃图》的成功，于陈永锵而言，不但获得可以名正言顺挥笔画画的即时满足，更重要的是在参展过程中得以认识关山月、黎雄才、陈少丰、陈叔亮、杨之光、陈金章等画坛前辈，以及林墉、林丰俗、方楚雄等一众未来的画坛栋梁，在与这些师友的交往中，陈永锵既开阔了自己的艺术创作视野，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对艺术的真诚、对友侪的忠厚、对晚辈的奖掖提携等传统美德，他们对陈永锵的影响直至今天。

       艺术殿堂的大门终于被陈永锵挤开了一条缝隙，他得以一窥大千世界的宏阔和斑斓，然而大门的开启，还得再经过五年十年的磨砺。

       1978 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必须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一年，当年产生的一个特定的词语很能精辟地传达出这一年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深刻意义：“拨乱反正”。而拨乱反正顺理成章的延伸便是“改革开放”。

       今天我们大张旗鼓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便不能不对在 1978 年那个特定时刻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基于自己的识见（绝对有别于“拍脑袋”）而大胆破格的许多人和事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敬意。

       1978年之于陈永锵，也是人生转捩的一年。

       这一年，时为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的杨之光先生，为充实教学力量，提出发展国画系教育的三大设想，其中之一是招收研究生。经努力最后得以通过：人物、花鸟专业共取四名，是为广州美术学院第一届研究生。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内负责带花鸟画研究生的何磊教授，基于对人才的珍惜，并没有受当年“不爽”的影响，修书一封给远在西樵的陈永锵，询问是否愿意跟他修研花鸟画。教美术史的陈少丰老师为陈永锵开列“考研”必读的一大叠相关书单，向他敞开自己的书库，并提供午膳，让他安心恶补相关的文化历史知识。陈金章老师则为陈永锵指点迷津，让这位只有初中学历、资格距考研差一大截的有为青年顺利获得准考资格。

       至复试阶段，角逐花鸟研究生的余下二人：陈永锵和他的好友——刚从美院花鸟专业毕业的很有才气的青年画家方楚雄。二人相比，从学历、师承、人脉关系看，陈永锵显然都略逊一筹，然而到最后关头，方楚雄却主动放弃参与角逐，于是陈永锵便自然地成为该届唯一的花鸟专业研究生。个中转折的奥妙，却缘于他们共同的好朋友、陈永锵视之为兄长的画家林丰俗对方楚雄的一席话：读研究生于你，只是上一台阶，于陈永锵却是翻天地覆的变化。（其时方楚雄已被定为留美院任教，而陈永锵则依然是南海西樵的“农民业余画家”）

       一切看来已经瓜熟蒂落了，却又偏偏节外生枝：原定带他的导师、著名岭南花鸟画家何磊教授不幸逝世，“读研”岂能没有“导师”？杨之光老师及时安排了院外花鸟画名家梁纪先生作导师，使陈永锵的研究生修读得以顺利开始。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师友们的帮助，每个人兴许都仅仅是凭良知“偶然”地在其能力范围内顺水推舟，相信没有人认为自己就是伯乐，但在众力的作用下，一叶小舟从此开始有机会直挂云帆济沧海。直至三十年后的今天，陈永锵依然感到“朋友们的帮助成了我生命中的阳光”。伯乐其实也常在我们身边。了解了这许许多多的偶然的“因”，便可以明白何以在日后从事公益服务过程中，这个“AB”血型的汉子因其个性的不羁、因其不甘于陈陈相因、因其骨子里充满艺术家创意不惯萧规曹随而多有不合时宜举措、多有直言犯上，以至招惹不少误解和猜疑，甚至带来一些不公对待时，陈永锵都能坦然相对，一笑置之，其实是必然之“果”。

       必然是无数的偶然综合的结果，但当必然的趋势一旦形成，进入自我的运行轨道后，一切的偶然便成为了必然的附属。一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多有跌跌撞撞、尽管多有反复挫折、尽管前进途中时快时慢，然而大势既定，方向是无法更改的。

       陈永锵获得赴京、津做花鸟考察的机会，在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陈叔亮先生的帮助下、在阿老先生的引荐下，有幸游学于李可染、李苦禅、王雪涛、许麟卢、田世光、俞致贞、崔子范、孙其峰等一众大师之门下；他有机会赴永乐宫、敦煌等中华文化宝库考察临摹，问道于传统与历史；他有了接踵而来的出国交流考察、举办展览的方便和机会，广交朋友，大开眼界……期间得到的教诲熏陶、期间承受的挫折失败、期间体味的成功激励，不但改革着他的笔墨技巧和思维习惯，也开放了他的眼界与胸怀。陈永锵开始一步步进入通向必然的运行轨道。

       十年后，他先后陆续在广州画院、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市文联、中国艺术博览会和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等部门担任领导，并连续二十年当选为广州市人民代表（期间五年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地位的变更、视野的扩阔，使他潜藏内心的“哥们义气”升华至对社会、对人民的关注和奉献。这一切今天看来都近似是“水到渠成”的上苍安排的，但若没有 1978 年的诸多偶然，陈永锵今天可能仍是渔樵耕读的高人隐士。

       如果说 1964 年报考美院附中落选、1968年举家返乡务农，是从“朝”散落于“野”，那么1978 年的“考研”，便是由“野”收归于“朝”。其间十年特殊环境下的磨砺，造就了陈永锵与绝大多数通过正统训练培养出来的中国花鸟画家因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观察方法以及表达程式。陈少丰教授独具慧眼地指出：“他不像有的画家那样俯视自然或仰视自然，而是以劳动者的朴素心态平视自然，所以笔下的草木更可亲可爱。”而陈永锵自己则坦言：“要生存，那么我们唯一可选择的，就只有将鞋脱掉，走向田野，向土地要衣食。”用更通俗的语言说，土地滋养的万物，是陈永锵的“衣食父母”。他以对大地的虔诚敬畏，平等地对待土地生长的万物，他和它们之间，存在着信赖、存在着默契、存在着和谐互动，它们成为他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原始朴素的思想，却又与中国传统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这成为日后他一往情深、不离不弃地反复描绘山川田野间寻常花草树木背后的原始动机和精神支柱。

       这段时间的折腾磨练是偶然的，然而正是十年磨剑中无数偶然的积累、不可回避的必然影响，主宰了陈永锵日后创作的审美情操和话语形式。既然历史慷慨地给予陈永锵如斯丰富的“偶然”方便，也就必然地赋予他更高的期待和冀望，而其价值的体现便在他的艺术创作上。

       陈永锵无疑是个勤奋、多产、优质的画家，有三组数字颇能说明问题：其一，自 1973 年《鱼跃图》以后，他的作品入选了至今的历次全国美展；其二，自 1985 年在广州画廊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以来，二十三年来他在国内外不同的城市先后举办过六十多次大小不同的个人画展；其三，他的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以及十多个省市级的地方美术馆和政府部门所收藏，并被挂在国务院、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中央军委等机构庄严的墙壁上。光是这几项数字便足以使不少人望而咋舌，一个思想平庸、生活冷漠、感情麻木的人，是不可能有如此强烈的创作欲望和丰富灵感的。

       量是直接影响质变的一个重要参数，然而量要对质起作用，必须有足够的学识和修养作为催化剂。多年来陈永锵追求着同一大命题：生命，并反复尝试着以不同的技巧和通过不同的角度探究其可到达的空间、层面和深度。他不断拷问自己，拷问着自己的作品，三十多年了，未有墨守成规而停滞不前。难怪评论家陈履生说：“陈永锵是一个有问题意识的画家，他总是不停地有所追求，不停地向自己和美术界提出新的问题，而这正是陈永锵的价值所在。”

        三十年来，陈永锵从“农民业余画家”成长为足以影响岭南花鸟画发展速度和方向的著名画家，他不断地变幻着演绎的节奏，却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创作旋律，以画笔谱写出一阕又一阕生命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