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先生在敦煌

李浴

        向达先生(1900-1966)已经逝世二十五年了，每忆往事，怀念悼伤之情交织，今天写此短文是难尽心意的。

        在1944-1945年的近两年时间里，我有幸结识了先生。当时他任西北史地考察组组长（副组长夏丁鼐，组员闫文儒），住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他第二次到敦煌了。在前后四年的时间里(1941-45)对敦煌史地文物做了大量工作，写出了许多重要文章。有《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评张大千近著二种》，《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记敦煌出六朝婆罗谜字因缘经幢残石》，以及许多敦煌石刻拓本之跋文等等。其中前两篇关系到研究所之成立与研究方向方法的问题，对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直接起着影响和指导作用，所以略作介绍。

        在《论敦煌千佛洞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敦煌千佛洞（即莫高窟）亟应收归国有”并应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设立千佛洞管理所”。研究方面“应注意比较的研究”，指的是与其他石窟以及印度犍陀罗艺术等之比较研究。在对壁画的问题上则指出“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以前，在千佛洞作研究或临摹工作的人，不可轻易动手剥离画面”。这当然是有针对性的，是对张大千剥离了130窟，接着又有研究所刺离了220窟的上层壁画的善意批评，剥离之后虽然使初盛唐极有价值的壁画重见天日，但由于当时没有科学的剥离技术而毁坏了上层壁画，显然也是很大的损失。艺术家们虽出于善意，但却忽略了整体和长远的利益，这自然是文物工作者所反对的，这篇文章寄到前中央研究院之后极受重视，院长傅斯年在文前写了按语，指出向先生“于敦煌文物之原委历历如数家珍，盖此君乃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也”。并对莫高窟收归国有成立研究所的意见提出“似应由教育部（或会同内政部）组织一保管机关”。之后即刊登于重庆《大公报》上，引起了当时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当然，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国民党政府已在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所以不能说其成立完全由此文而生，但它对研究所起着促进与研究的指导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评张大千近著二种》是对1944年1月出版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和《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而写的。张大千干1941年至1943年率夫人，子侄门生，工匠十余人，历时近三年，任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临摹壁画大小二百七十余幅，返川后以所摹敦煌壁画百幅展览于成都、重庆等地，又由其门人编辑成此二册问世，引起了文艺界很大重视，这对宣传敦煌文物宝藏不无震聩作用。此外，张大千在敦煌还不辞辛苦为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万佛峡（榆林窟）掭笔编号，也是有益之举，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向先生在评文中也首先称赞所临壁画是“笔力雄肆，赋彩浓丽，近数年来至千佛洞（即莫高窟）临摹壁画者，无虑一二十家，求其浓博绝丽，波澜壮阔者，举不逮张君。三载辛勤载誉归来，信非偶然也”。这是从绘画的艺术性而言的。对所临唐宋壁画也认为“可以见唐代寺观经变之一斑，……又可以供研究历代服饰以及治瓜沙往史者之参考，是其贡献者”。除了这些赞辞以外，对其中错误和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也予以一一指出和提出自己意见。如不少壁画窟号之错误，将二窟菩萨“合二为一”的现象，壁画的时代问题，用色用线之多出己意，臆断补缀，以及敦煌艺术之渊源问题等等都提出了改正，批评和商榷意见。认为张氏所临敦煌壁画“执以为魏画如斯，唐画如斯，千佛洞、万佛峡之真像如斯，则是刻舟求剑之流耳。”显然，正确地提出这些批评以正视听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知道张大千在当时早已是画坛名家大师了，所谓南张（大千）北溥（心畲）之称也早已流传，他和张善子弟兄二人有“二陆（机、云）之目”，可见其声望之高。另外他还和当时一些政府要员有一定的亲密关系和交情，诚可谓画坛的显赫人物了。向先生无所畏惧地及时提出批评和意见，正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本质。郑天挺在《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的序言中称“向先生为人戆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而对人一善，又称道不去口”确为知言。从这两篇文章里可以表现出来。

       从著述文章里固可以看出向先生之为人与其对敦煌文物研究方面的贡献和所起的影响作用，但如果和他有较多的接触和过从，那就会有更深的体会。根据我们的经验，不但有以上的认识，而且还深深地了解他还是一位朴实敦厚，和蔼可亲、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的长者。当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多数是未及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说实在的，和这位早已饮誉中外的学者初次相见，还是有点胆怯的。可是既接颜交谈之后，才发现了他的毫无架子、可亲可敬的性格，时间愈久愈有深切体会。在一般情况下不管他多忙于自己的写作、考察等工作，总是抽暇和我们谈问题和聊天的。谈到我们的临摹工作，表露出他的重视与认真态度，不厌其烦地说明客观真实、尽可能不失原作面目的重要性。很显然，他是怕我们这些年轻人再用那种艺术家的创作表现意趣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一原则也是和研究所的要求一致的，可一经他苦口婆心地说明，就更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只是他的影响作用之一，也可以说是并非最大的作用之一。

        向先生对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影响作用应该说是对石窟文物内容考察的文字写作方面。自己写作的有关文章所起的作用还不算，他还直接指导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在研究所里，搞文字工作的史岩先生已经走了，当时只有我是兼做石窟艺术之内容考察工作的。还有一位苏莹辉先生（现任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台北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担任碑刻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俩和他接触的机会最多。当时研究所这方面的文字参考材料少得可怜，向先生他们之来敦煌，并和我们比邻而居，真是天赐良师。由于向先生住所的时间多、所以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的指导老师，虽然达完全是出自他自愿的义务工作。在这方面，他是言传身教尽其所能予以指导的。有了问题，谈论之外，还亲自带我去洞子里看壁画，找题记作具体说明。此外还把他自己所带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的手抄本如石室藏《敦煌录》、罗振玉的《瓜沙曹氏年表》《补唐书张议潮传》……等——和他尚未发表的文章初稿，如《敦煌莫高、安西榆林：窟杂考》、《敦煌石刻跋文》……等，都毫无保留地供我们抄录和阅读。正是这样，我才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莫高窟内容之调查》这一写作任务的。1982年敦煌研究院出版的《敦煌奠高窟内容总录》里，段文杰院长所写的前言中提到了我这一《调查》“在解放后被书写在每一涧窟的说明牌上，一直沿用到六十年代，发挥了很好作用”，其实这一作用的功劳是应该主要归之于向先生的。于此可见，向先生在敦煌前后四、五年的时间里，不但写出了许多重要文章，而且也直接影响和参与了敦煌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积极作用，因此，无论其为人行事都是值得尊敬和永远缅怀的。

1991年12月于沈阳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