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画论与西方现代主义

谢稚柳

       我在前年读了吴冠中先生的两篇关于《石涛画语录》的文章，一篇是《我读石涛画语录》（199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另一篇是《一画之法与万点恶墨》（1995年9月13日）《光明日报》。今年春天才有机会读到吴先生的专著《我读石涛画语录》（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出版）。两篇文章都被重印在专著中。早在我阅读吴先生的专著之前，就从一个内部期刊上读到了画家毕克官同志的评价文章《捧读好书》^（1）。毕克官说：吴先生的专著“天辟了一片新天地，是对石涛画语录研究的重大突破，其影响深远”。还说：翻开这本书，“不禁眼前一亮”，认为此书“说得明白，读着痛快，就像闷暑天气下了一场清凉的及时雨。”^（2）看来，吴冠中先生的专著《我读石涛画语录》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说老实话，我读了吴先生的专著（包括其中的两篇文章）后所产生的感觉，与毕克官大不同相，我认为吴先生对《石涛画语录》所作的“译、释、评”常常不符合石涛原文的本义，而且在其发挥部分把石涛画论西方现代派化了。

       不少师友知道我前好多年都在研究石涛画论,并于去年出版了《石涛画学本义》一书，因此建议我对吴冠中先生的专著发表一些评论。对于这一建议，我游移不定，感到吴先生是著名画家,创作了不少优秀绘画作品，评论不当,只怕带来不良后果。后来想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国家发展科学艺术的既定方针，而且前不久买到了吴冠中先生的另一论著《谈 艺集》，细读全书，获益良多; 特别是读了其中题名为《点名道姓说艺评》的文章，文中说: ：“只有有胆识的评论者敢于肯定尚未有定评的作品、作家：敢于批评已享有盛名的大师或其作品的缺陷。”^（5）吴先生显然是在主张而且鼓励发展民主的、健康的、实事求是的美术评论。 吴先生的这一在理的表态.壮了我公平评论吴先生专著的胆量。本文就是在吴先生的鼓励下 对其专著《我读石涛画语录》作一些初步的评析。

（一）

       对于吴先生的《我读石涛画语录》这本专著，我是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的。我很赞同吴先生对《石涛画语录》所作的高度评价，他说：“《石涛画语录》其价值是世界性的，不限于本国。石涛画语录篇章不多，却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置之于历史长河，更是世界美术发展史上的一颗冠顶明珠。”^（6）吴先生还说：自己“终生从事美术，不读懂石涛车语录，死不瞑目，于是下决心精读。”^（7）说得太好了。我认为一位著名画家对《石涛画语录》如此重视，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和心态，十分可贵，对美术界青年学子定将产生良好的影响。

       至于吴先生对《石涛画语录》研究现状的评价，我却觉值得商榷。他说：“贯穿画语录的基本精神是‘一画之法’。何谓一画之法，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越说越糊涂。”^（8）我认为，近数十年来，我国美术界对石涛画论的研究，包括对“一画”概念内涵的研究，很有成绩，出版了十多本包括注释、译解在内的专著，研究石涛画论的单篇文章也有数十篇。从这些专著和专论来看，石涛画论所用的基本范畴和概念，所提出的基本命师和原理，应该说是愈来愈清楚了。例如，早在1962年，著名画家和美术史论家倪贻德先生就在《美术》上发表了《读<苦瓜和尚画语录>的一点体会》一文^（9），倪先生在此文中说：石涛的“一画”概念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笔一划”的意思。他说“而当没有明确”一画的真正涵义时，对于他的全部画论只能作枝枝节节的理解，终不能获悉其基本精神之所在。我认为“一画”就是绘画的根本法则，这种法则也就是从自然的规律中产生的，这就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的因素。所以，这根本法则，明确地说，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对立物的统一”这一辩证法的核心内容。^（10）他又说：“一切绘画表现技法的根本规律便是多样统一”，“多样统一”实际上也就是包含了许多次要矛盾的“对立物的统一”。^（11）他还说：“一切的绘画表现方法，都是从这‘对立物的统一’的基本法则出发，发展而为复杂的理论体系，而最后还是归结到这一基本法则。这正如石涛所说：‘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处，即亿万万笔，未有不始于此，终于此也。’”^（12）倪贻德先生对石涛“一画”论的理解是十分明确肯定睥：“石涛的‘一画’论的内容，既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绘画的根本规律，一切运笔用墨的表现方法，都是从这一根本规律出发的。所以说‘一有不明则万物障，一无不明则万物齐。画之理，笔之法，不过天地之质（本质）与饰（现象）也。’”^（13）倪贻德先生对“一画”论的论述、分析并没有吴冠中先生所说的“越说越糊涂”的情况。

       又如，美学家韩林德同志在《石涛与<画语录>研究》^（14）中也说：“一画”不仅包含着“形而下”的技法意义，而且还包含“形而上”的哲学意义。其一，从本体论意义讲，“一画”乃是一根通贯宇宙——人生——艺术的生命力运动的线。其二，从宇宙生成论和绘画创作意义讲，“一画之法”乃通贯宇宙——人生——艺术的生命力运动的根本法则。^（15）韩林德说：“石涛是不赞成那种把中国山水画的‘一画’仅仅理解为一根‘造型的线’的观点的。”^（16）在我看来，韩林德已从哲学本体论和中国绘画生机论两方面正确地揭示了“一画”的基本内容，并无吴冠中先生所判断的那样对石涛“一画”论的研究越说越糊涂的情况。

       吴冠中先生说他自己只“算半个手世人，识字无多，读书太少”^（17）这当然是自歉之辞，但他还说：“有关石涛画语录的版本和诠释不少，本人对此并无研究”。^（18）这句话恐怕在自歉之余也包含有一定的实情。如果吴先生对数十年来研究石涛画论的大量论著确实“并无研究”，那么他所说的美术界对“一画之法”的研究“赵说越糊涂”这论，就缺少应有的根据了。

（二）

       吴冠中先生的专著《我读石涛画语录》，谈及的面很广，其中的内容尚须慢慢消化和清理，但吴先生以下的观点或提法，却是相当明确的：

（1）吴先生说：“简言之，一画之法，即表达自己感受的画法”^（19）

（2）他认为石涛的“一画之法论提出了20世纪西方表现主义的宣言”。^（20）

（3）吴先生说：“石涛所说的受与识实际上开了19世纪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直觉说的先河”。^（21）

（4）他认为石涛关于自然山水的表情论“为19世纪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直觉说的先河”。^（22）

（5）他认为石涛的“混沌里放出光明‘一语’适合评价在纠葛缠绵中寻找秩序的现代美国画家波洛克折作品”，石涛的“墨海中立定精神一语可用来规范在墨黑包调中探寻构架的当代法国画家苏拉日的作品”。^（23）

（6）他认为石涛画论甚至已经“从形式感升华进入抽象美领域”。^（24）

（7）他认为石涛是“中国现代艺术之父”。^（25）

（8）他甚至说：“感受是神秘的”^（26），“先有‘认识’再去感受，就非纯粹的感受了。”^（27）他主张“毋须用感性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来硬套石涛的观点”。^（28）

       对吴先生的以上未经他论证的判断我都很不理解。心想:石涛生活于17世纪的尚处于 封建社会的中国,世界、各国各时代的艺术固然有共同的规律,但是,石涛所受的文化艺术传统他所处的文化艺术环境与19世纪、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他不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何事.在这种情况下.石涛如何能够为西方表现主义美学和艺术提出“宣言”石涛是主张识受统一论的,他如何能够为克罗齐的直觉说开出“先河”？他曾说“黄山是我师”、“搜尽奇峰打草稿”认为绘画既要“形天地万物”又要“从于心”(即造化心源统一论),其理论如何能够用来评析波洛克、苏拉日的抽象表现主义作品,他怎么会使自己的理论和作品“进入抽象美”的领域？又想: 中国现代艺术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在社会主义时代才得到了真正繁荣发展,三百年前的石涛如何能够成为“中国现代艺术之父 ”？还想到: 我们当代社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认是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任何问题都遵循既辩证又唯物的原理,为什么到了研究分析石涛的画论的时候.却毋须讲“辩证关系”了？很可能,在吴冠中先生那里,这些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在我的观念里,这一切的一切都仍然是仍须研究的问题。

        好长时间， 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得不出别的解答，我总感到吴冠中先生的专著把《石涛画语录》的绘画美学思想西方现代主义化了，其中包括主观化，非理性化，形式化和抽象化。

（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克罗齐及其“直觉”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学学说，并研究一下石涛的关于识、受的论述能否为克罗齐的“直觉”说开“先河”。

       我们知道，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早年曾崇拜并宣扬过克罗齐的“直觉”说。本世纪50年代后期，朱先生力求转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方面来，提高了认识后，反戈一击，写出了《克罗齐美学的批判》一文^（29）。之后，他在所著《西方美学史》中又专辟一章^（30），批判克罗齐的美学，对克罗齐“直觉”说分析，批判得更加深入了。我想引用朱先生对此问题的有关论析和判断。

关于克罗齐其人，朱先生说：“他早年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顽敌。^（31）”

关于对克罗齐的美学的总评价，朱先生说：他的美学“是对西方颓废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所作的有系统的辩护。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方美学思想的代言人^（32）。

关于克思齐的哲学体系，朱先生说：克罗齐继承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把精神世界（心灵活动）和客观世界等同起来”^（33）。

关于对克罗齐“直觉”说的具体论析，朱先生说：“他的全部美学观点都从一个基本概念出发：直觉即表现。” ^（34）他“让形象思维吞并了抽象思维因素”^（35）。他把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也否定了。⁽³⁶⁾“对于他，艺术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都不应成为问题，因为艺术根本谈不到服务。”⁽³⁷⁾克罗齐继承康德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传统，却放弃了这个基本观点，把直觉或形象思维提到独尊的地位，把理性概念因素就一笔勾销掉了，因而否定了艺术的思想性，抛弃了古典美学的合理内核。⁽³⁸⁾克罗齐既然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果对于他所讲座的各种‘心灵活动’的关系，就只见到对立而不见到统一。他对于艺术进行分解逐层剥夺的工作。首先把他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对立加以绝以地化，把艺术放在认识活动这个鸽子笼里，于是艺术就被剥夺了它与实践活动（经济的和道德的活动）的联系而‘独立’起来。其次他又把感性认识活动和理性认识活动（直觉和概念，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对立加以绝对化，把艺术和直觉等同起来，于是艺术就被剥夺了一切理性的内容以及它和哲学，科学与历史的联系而‘独立’起来，这样逐层剥夺之后，美学就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等式：最基层的感性认识活动=直觉=想象=表现=抒情的表现=艺术=创造=欣赏（=再造）=美（=成功的表现）。在这个等式里，艺术内容等于个人的霎时的情感，艺术形式等于表现这种情感的意象。无论是情感还是意象，都还停留在理性活动（概念）以下，所以艺术不能有什么思想或意义。这一切无异于宣告艺术的灭亡与美学的灭亡！⁽³⁹⁾

应当说，朱光潜先生以上对克罗齐的“直觉”说是分析得够清楚的了。对吴冠中先生至今仍要肯定这种“宣告艺术的灭亡与美学的灭亡”的“直觉”说，我们很不理解。他把克罗齐的“直觉”说强加在石涛的头上，断言石涛的识受论“开了”克罗齐“直觉”说的“先河”。对此我们就更加感到不可思议了。吴先生把《石涛画语录》评定为“国宝”，“国宝”应当是有标准的。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国宝”，在吴先生的判断中“不务正业”，偏偏要去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制造理论基础，偏偏要去为19世纪意大利的“直觉”说开“先河”，偏偏要去为19世纪法兰西的“移情”说“提供例证”，偏偏去为20世纪西方表现主义发表“宜言”呢？谁能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石清对于绘画创作确实主张“尊受”，他为此专门写了《尊受章第四》。什么是“尊受”？石涛借用《周易》一句蕴含人生深刻哲理的形象比喻来说明。他说：“《易》曰：‘天行健，郡取自强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也。”（《尊受章第四》）“天行健”，如太阳一直在健康地运行不息，这是一个具体可视、可想的形象，明智的人从这种形象中能够获得直观感受，并且从中可以领悟到一个人生哲理，人也应像天体的运行那样自强不息。从这个形象的比哈中可以理解到：石涛所说的“受”是指对客观形象的审美直观感受。“受”是指对客观形象的审美直观感受。“尊受”就是指尊重画家自己的审美直观感受。有一些研究者对“受”和“尊受”作了不符合石涛原意的理解，如认为“受”只是感性认识，或认为“尊受”是“尊重画家自己的创造力”等等。吴冠中先生则把“尊受”误解为不要理性认识（包括抽象思维），只要“纯粹的感受”，只要像克罗齐所说的那样的“直觉”。吴先生说：“简言之，一画之法即表达自己感受的画法。”⁽⁴⁰⁾他又说：先有了“认识”再去感受，就非纯粹的感受了。⁽⁴¹⁾吴先生这样的理解，完全不符合石涛的“尊受”论的本义。石涛是讲识受辩证法的。他说：“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尊受章第四》）他并没有说只要“受”而不要“识”。倪贻德先生早年组织决澜社时期也曾崇拜过西方现代美术诸流派及其理论，他在抗战期间转向现实主义方面来，他对石涛的包括“尊受”论在内的“一画”论的理解与吴冠中先生截然相反，倪先生说：“石涛之所以能把老子哲学的启发而发展为‘一画’的绘画理论，主要原因是他从自己的不断的观察，认识自然和创作实践中，从感性认识提高为理性认识得来的。过去一般画家，总是偏重于感受、感觉方面，而铁视理性思维方面。石涛却不然。他既是一个敢于感受的人，又是一个善于深思的人。他说：“夫画贵乎思，思其一，则心有所著而快。”他在观察自然时决不仅公停留在视觉感受上，更不局限于在视野中所能看到的局部现象上，而总是形象思维伴随着逻辑思维，从个别至一般，又从一般至个别那样辩证地进行观察认识。⁽⁴²⁾甚至美国画家贝茨也认为“在艺术创作中，直觉和理解并存，如同一枚银币的两个面。”⁽⁴³⁾吴先生似乎只要这银币的一个面，吴先生的“纯粹感受”论在哲学上也是站不住脚的。美术界几乎都知道这样一句格言：感受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的感受它。

综上所述，如果石涛的“尊受”论确实并非反对“识”，而是主张在识受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尊重审美直观感受”，那么石涛就决不可能为克罗齐“直觉”说开“先河”。

如本文开头所说，吴冠中先生的专著《我读石涛画语录》提出的未经证实的判断很多，因篇幅有限，在这里就不能一一论板；至于专著中“译、释、评”部分，值得探讨的问题更多，如把“蒙养”概念译解得很错乱，误认“比德”为“移情”，把笔墨氤氟理解为“抽象美”等，对这些，只有待以后有机会再进行商榨了。以上所论，不当之处，敬请吴先生和美术界广大同仁指教。

注释：

（1）（2）毕克官：《捧读好书》、《美术家通讯》1996年第5期；

（3）杨成寅著：石涛画学本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

（4）吴冠中谈艺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出版；

（5）同上，第281页

（6）（7）吴冠中著：《我读石涛画语录》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出版，《前言》第1页

（8）同上，第59页；

（9）（10）（11）（12）（13）《美术》1962年第2期。

（14）《石涛与画语录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

（15）同上，第127页

（16）同上，第128页

（17）（19）（21）（22）（23）（24）（26）（27）（28）《我读石涛画语录》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44、40、40、41、42、41、2、8、9页

（18）（20）（25）同上《前言》第1页

（29）《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30）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下卷，第19章《克罗齐》第282-300页。

（31）（32）（33）(34)(35)(36)(37)(38)(39)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下卷，第283、288、296、299、300、302、305-306页

（40）《我读石涛画语录》，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40页

（41）同上，第8-9页

（42）倪贻德：《读苦瓜和尚画语录》的一点体会，《美术》1962年第2期。

（43）见《美苑》，1983年第4期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