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流动”的一个访谈

鲁明军  来源:鲁明军搜狐博客 发表时间:2016-12-31

摘要: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允许竞争的领域,竞争已经相对饱和,在不允许竞争的领域,机会有还没有出现。80、90年代“底层上行”的机会大量涌现,和当时各个领域一个接一个的放开有关系,所以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点”。比如允许民营汽车业出现了、允许外资合资企业进入中国了、报业市场化经营了、允许住房商品化了……第一批冲向市场经济的人可以说特别幸运,因为竞争非常不充分。这些人虽然今天也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毕竟他们及时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市场上的后来者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今天同样聪明、能干、勤奋的人,却未必还有这个机会。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场”,用在“政坛”、“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也是一样的。比如拿80年代来说,《射雕英雄传》可以导致万人空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今天来看,它其实很粗糙嘛,不过是电视上同时播放的20种武打片之一而已。不过80、9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它不可能持续,相比之下,今天这种“充分竞争、上行很难”的状态,才是“正常”的。不过和发达国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空白区”,或“半空白区”,所以就现在来说,有些人还是会说“还是中国的钱好挣”等等。

关于“社会流动”的一个访谈


1、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在上行,即便农村子弟“跃龙门”的机会也非常多。但如今社会阶层的板结却越加明显,即底层难以上行,上层结构稳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允许竞争的领域,竞争已经相对饱和,在不允许竞争的领域,机会有还没有出现。80、90年代“底层上行”的机会大量涌现,和当时各个领域一个接一个的放开有关系,所以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点”。比如允许民营汽车业出现了、允许外资合资企业进入中国了、报业市场化经营了、允许住房商品化了……第一批冲向市场经济的人可以说特别幸运,因为竞争非常不充分。这些人虽然今天也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毕竟他们及时地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市场上的后来者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今天同样聪明、能干、勤奋的人,却未必还有这个机会。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场”,用在“政坛”、“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也是一样的。比如拿80年代来说,《射雕英雄传》可以导致万人空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今天来看,它其实很粗糙嘛,不过是电视上同时播放的20种武打片之一而已。不过80、90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它不可能持续,相比之下,今天这种“充分竞争、上行很难”的状态,才是“正常”的。不过和发达国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空白区”,或“半空白区”,所以就现在来说,有些人还是会说“还是中国的钱好挣”等等。

 

2、以你的经验看,中国年轻人和西方年轻人在上行道路上遇到的阻碍有哪些不同点?能不能以实例说明一下?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困难里,虽然也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是政治的因素比西方还是多一些。政治上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的改革力度有所削弱,有些本可以允许更多竞争的领域人为地阻碍竞争,导致本属于民间的“空白区”还是被国有部门把持,从而缩减了年轻人上行的去向。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导致本来就有限的“上行机会”被一小部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垄断了,这可能会加剧某些年轻人的愤懑。西方的年轻人上行受阻可能更多的是市场因素。这么说吧,比如两地的年轻人,A在中国,B在美国,各自的愿望都是办一个象《纽约时报》那么成功的报纸——这在两地都不大可能,在中国,更多的是因为政策对独立办报的种种限制,而在美国,是因为报业竞争已经相当充分了,市场细化、深化已经无孔不入了,再“异军突起”一个《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可能。

 
3、由于上行无门,中国大学毕业生把公务员当做最好的出路。在西方,年轻人对于公务员职业的想法是如何的?

 

我不能进行概括,因为没有充分的样本。不过就我自己的学生来说,虽然我已经教了两届毕业的本科生,而且我们系是政治系,但目前还没有听说一个想去做公务员的。几个比较主要的流向似乎是:媒体、继续学业、公司、去第三世界国家打工或NGO做志愿者。我想公务员之所以不是一个热门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英国奉行的是“小政府”理念,没有那么多职位;另一个是英国的公务员好像工资不高,没有多大吸引力,而且中国的公务员所享受的那些“好处”(比如较好的医疗养老保障等),在这里你完全无须通过公务员这个渠道得到——因为有“全民保险”计划,所以公务员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另外中国某些公务员能够享受的“灰色收入”,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再一个,也是我个人比较担忧的现象,就是西方政治文化里对公务人员的“高标准、严要求”及其产生的cynicism,导致可能很多优秀的青年可能都不愿或者不敢从政。比如一个商人如果出现绯闻,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大家看看热闹就是了,但是如果是政治家,那么很可能要闹到下台。政治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各种“watchdog”(监督性组织)盯梢,这种日子也挺不好过的。上次英国出现的“报销丑闻”就是个例子,最后弄到首相安装有线电视的100多英镑都要被拿出来批评。你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总是听到这种新闻,他怎么会愿意去从政?要钱没钱,要名誉没名誉,还要天天被人追着骂。优秀的人才拒绝流向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现象。

 

4、社会缺乏合理的激励体制和公平的上升机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怎么样的后果?

 

如前所说,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上行机会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多,这不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底层流向上层,而是如何让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个问题是有限的上行机会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这个社会是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是奖励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皮厚心黑。如果更多的是奖励后者,那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社会的各种产品、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伪劣。当然坏处不仅于此,它还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的积压从而影响社会稳定、愤世嫉俗感的流行从而导致人的精神面貌变得很乖张暴戾(比如仇富仇官、一看到“精英”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等等。

 
5、你从一个小镇出来,直至成为剑桥的老师,在你成长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哪些问题曾经阻碍过你?(家庭、自身能力、运气或者其他种种)

 

我自己也经常想不通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剑桥大学的老师的,呵呵。我想是一系列的运气加上一小点才能吧——当然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运气(基因、受教育机会、遇上的启蒙者等等),所以说到底还是个运气。另外我想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我不知道是否适用于我自己——但我想可能适用于很多比较成功的人,就是性格。一个人如果能做人随和开朗,做事专心致志,然后还有些倔强甚至偏执,比较容易成功吧。我00年出国,当时是满世界计算机热,所以有不少人劝我从文科改学计算机什么的,我有逆反心理,鄙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所以没有改行,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该行学计算机了,未必比现在更成功。当然成功与否并不是我今天衡量当时选择的尺度——我现在就是失业了,也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转行学计算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阻碍过我的话,那也是个性吧,有点懒散拖拉,另外比较多愁善感,在与自我的搏斗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宝贵能量,呵呵。

 
6、对于现在因能力之外种种原因(户籍、关系乃至房价)而上行遇阻的年轻人,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我下面说的话可能听上去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能不那么美好,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智识、才干和勤奋的一席之地,所以还是要尽量学习、思考、奋斗,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能干、勤奋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成功,更因为这样的人即使不成功,也有尊严,而有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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