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宣传画中的丰收

李公明 

陈兴华的《加紧生产 多打粮食》（1951年）刘起农历画《庆祝丰年》（1953年）赵延年创作的主题宣传画《丰收细打 多收粮食》（1953年）

《自己动手，在校园种菜》(1919年)是在华盛顿的美国档案馆保存的一批农业食品宣传画中的一幅

《要用新的生产成绩报答国家》(约1956年)

《向现代化农业进军》(1960年)，作者未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农业宣传画中，“丰收”是重要的主题之一。以宣传画图式要求来看，陈兴华的《加紧生产 多打粮食》(1951年)较早地创造出既有鲜明的主题特征同时又符合政治标准的图式语言。画面上的两位正在收割的农民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和当家做主的自豪感，这种手拿镰刀、怀抱稻穗、正面欢笑的形象与图式在日后的农民宣传画中成为了经典样式。

　　毫不奇怪的是，“丰收”这个农业概念也可以与工业等其他领域结合在一起，虽然这和语言学上的“丰收”概念的合理外延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看到1953年的另一幅农历画《庆祝丰年》描绘了工农业生产载歌载舞的景象，画面上的工人、农民联手推出“迎接大建设”的口号，“庆祝”的主题与“迎接”的主题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1953年在农业生产上遇到了严峻的形势，全国粮食严重紧缺。但是，试图在宣传画中发现这种变化完全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形势下，看赵延年创作的“丰收”主题宣传画《丰收细打 多收粮食》(1953年)可能就会有所领悟：为什么在这时要在“丰收”之后强调“细打”。当然，由于还缺乏对作者创作这幅宣传画的具体背景的了解，因此无法对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出过于具体的判断。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在丰收的打谷场上，一位青年农妇非常认真地扬场风谷，她的神情很专注，应该说画家很好地传达出“细打”这个主题。在艺术表现上，这幅画的手法很细腻，像人物身上的阳光与环境反射光的描绘都很准确、丰富。从宣传画的角度来看，这幅作品是比较写实的，甚至有某种程度的自然主义审美倾向。如果以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绘画中的农村题材作品来看，这幅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宣传画反而具有某种与其相似的审美理想：平凡而朴素的劳动场面，劳动者专注的神情，以及在劳动者的动态身影中透露出来的劳动者审美理想。

　　到了1958年，“反右”运动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思想和表达的渗透和宰制与几年前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反映仍然值得深入研究。钱大昕创作的《争取更大的丰收 献给社会主义》(1958年)是此时“丰收”主题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作品。一位老农双手捧着盛满丰收果实的大红漆盘，神情喜悦、笑容憨厚，身上的棉袄、头上的皮帽、身后的一枝红梅都和丰收的果实相互映衬，把丰收的幸福生活充分表达出来；而贴在雪白的棉花上的红色剪纸更为画面增添了一种喜庆和民间艺术的氛围。在艺术上，作者非常明确地把突出塑造这位老农的形象放在最核心的地位，因此在构图上让他占满了几乎是全部空间，产生强烈的人物形象视觉力量。从画面的艺术效果来看，尽管表达丰收、幸福生活的元素已经非常充足、非常鲜明，但是与老农的形象塑造相比只能是一种衬托。具体的描绘技法是非常写实的，但是又有着宣传画的概括性和背景的简约性，在同类以人物形象为突出描绘对象的宣传画中，这种写实技法上的把握是比较成功的。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位老农的形象所代表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审美理想。作者精心刻画了老农脸上的皱纹、肤色和憨厚的表情以及张大嘴巴的乐呵呵的笑容，这种形象的塑造无疑是对那个时代的农民集体形象的理想化表达。他是充满幸福的生产者和感恩者，他的政治性问题是属于一种“顺从-幸福-感恩”的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形象可以反映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教育农民”的成果的价值期待和表述期待：朴实真诚的笑容、有说服力的新生活面貌、由衷的感恩和自觉的奉献。

　　从图像创作的比较来说，这幅宣传画的构图和艺术手法与1919年美国的一幅农业食品宣传画很相似。当然，必须说明的是，光以这种相似性尚不能证明作者曾经参考过这幅美国宣传画，但是从本文论题的研究角度来看却是具有比较研究的意义。《自己动手，在校园种菜》(1919年)是在华盛顿的美国档案馆保存的一批农业食品宣传画中的一幅，这批作品的历史背景是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政府鼓励美国人自己种菜、推介储存食品方式等。在这幅作品上的那位青年学生捧着各种新鲜瓜果蔬菜，脸上露出微笑，似乎是正在向人们介绍在学校的菜园里收获的蔬菜，宣传画的作用就是向人们宣传自己种菜的好处。虽然是相同的构图和人物塑造手法，但是这两幅作品的政治性却很不相同。这种区别是否仅仅由于画面上的口号的不同所造成？或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各自背后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宣传画的政治宣传功能与生活宣传功能的区别通过这两幅作品的比较就很清楚了。

　　《要用新的生产成绩报答国家》(约1956年)与《争取更大的丰收 献给社会主义》相比较，显然在主题的突出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有较大的区别。在画面上，“新的生产成绩”的形象性比较模糊，而“报答”与“献给……”也有区别。同时应该思考的是，以丰收中的农产品的体量之大来表达“翻身”、“奉献”、“报答”和“幸福”等主题也是新政权成立后新闻摄影的常见手法。

　　另一幅宣传画《庆祝国庆十周年 增产粮棉把礼献》(1959年)也是比较典型的“丰收-献礼”主题，也力图把丰收和献礼的喜悦通过体量夸张的稻穗、彩色丝带、年轻女社员的笑容传达出来，但是由于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手法比较简单、形象比较单薄，达不到那种具有典型代表形象的分量。

　　在“丰收主题”的宣传画中，“幸福-感恩”型是中国农民图像中的政治性极为典型的一种表述，“丰收-感恩”成为被灌输得最彻底的意识形态表述之一。直到今天，这种思维和表述仍然是中国农民政治的主旋律之一，只是“丰收”的主题改换为“农村改革”或“抗灾救难”的主题，把“感恩”和“奉献”的表述改换为对“稳定”、“崛起”的赞美。

　　在“丰收主题”中除了“幸福-感恩”型以外，还有一种“力量-自豪”型，强调的是因丰收和贡献而产生的自豪感。王伟戍创作的 《发奋图强，争取农业大丰收》(1964年)可以看作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作。一位青年农民在收割场上把手伸进如瀑布般飞落的稻流之中，这已经是在联合收割机的时代了(在画面上，稻谷背后露出了联合收割机的一角)，但是那极为健壮有力的手臂、紧握木耙的拳头仍然突出了一种生命的力量感；脸上的笑容非常灿烂，黝黑的肤色与闪亮的双眼和明显突出的雪白的牙齿产生有力的对比。

　　应该看到的是，在这种“力量-自豪”型的背后，仍然受着具体的国民经济发展任务的调整情境的指引，该图的标语中“发奋图强”就是核心主题。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成为重要的政治口号。1963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是以农业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口号。另外，从时代的背景来看，在“图强”的概念中似乎还包含有针对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产生的民族自尊心。从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初，中苏两党爆发大规模的公开论战，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些影响虽然不太明显，但是仍然可以从对某些概念的运用、强调中感觉得到。通过聚焦于身体的力量与强化，农民形象获得一种整体的力量感，成为政治性主题的一种身体仪式。在日后的反帝、反修、大批判等等政治性主题图像中，农民图像中的身体力量总是会得到强有力的表现，成为农民图像的革命美学中的一项强有力因素。其实，这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宣传画中表现很突出的一种形象图式，到“文革”宣传画中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到处都是粗胳膊、大拳头的身体暴力美学。

　　但是，在“丰收”主题中也出现了以现代化农业为背景的宣传画，这是 “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交织在一起的典型图像。《向现代化农业进军》(1960年)可以看作是“丰收”主题的变奏曲：把现代化作为通向“丰收”的道路。画面上方巨大的稻穗只是主题图像之一，更重要的图像是代表现代化农业的拖拉机，而且在构图上、视角上把它塑造为一种具有历史潮流般气势与力量的现代化农业的代表。画面上的拖拉机正是1959年在第一台东方红-54型基础上升级的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直到1970年代中国70%以上机耕任务都是由这款东方红拖拉机完成的。

　　从这幅宣传画的历史背景来看，196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要在八年内基本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可以认为这幅题为《向现代化农业进军》的宣传画是直接响应这次会议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口号，以“东方红”拖拉机的具体个案为背景，为具体的宣传任务而服务。

　　从宣传画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幅作品在运用大色块、概括性很强的造型手段、画面主体形象的视角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新拖拉机出厂的喜庆氛围与农业丰收的前景展望结合得很自然，在拖拉机上方的一束巨大的稻谷不但不显得突兀，而且显得很有气势、很有象征性。在局部的描绘上也用心，如稻谷的图案化手法与拖拉机履带的写实手法既有变化、也很统一，连标语的字体、颜色也配合得很得体，形成非常和谐的整体性美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题材宣传画中，这幅作品的艺术性成就应该说是非常突出的。它与上一幅“奋发图强”在主题上有鲜明的区别，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也是截然有别的，两种图式(身体图式与机械图式)、两种风格(写实风格与图案写实相结合的风格)表现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