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丝路上的无悔行者

石桥

一

　　今天，在那条错落伸展于沙碛、草原、雪山当中，被德国人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的欧亚内陆古道上，早已不见了汉唐之际延续千余年的不绝商旅、和亲使节和求法高僧。而今人谈起丝绸之路，敦煌大概是一个怎么也不能绕开的话题——毕竟它作为丝路上总凑三道的咽喉之地太过关键，毕竟千年间它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太过厚重，毕竟百年来围绕它所发生的故事太过曲折。

　　隔着河西走廊这条最负盛名的丝路主干道，在敦煌东南1200公里处，同样历史久远、人文璀璨的兰州城远远呼应。历史上，有多少意欲西出阳关的过客在金城暗自发愿祈祷，又有多少如愿东来中土的行者用流经此地的大河之水洗去一路风尘。如果说敦煌是融汇东西文明的集大成者，那么兰州就是东西文明相遇相融的必经之地——不是起点，亦非核心，但却实实在在堪称丝绸之路上的“黄金地带”。在古往今来无数来往穿梭于兰州、敦煌两地，书写丝路传奇的行者中，我们可以提及的名字很多很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在这些名字当中，特别是敦煌的价值重被发现和估价的百年来，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无疑是最不该被遗忘的。

二

　　1904年4月6日，常书鸿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浣纱西二弄2-4号一户满族家庭出生。这一天，距离远在西北边陲的敦煌藏经洞被无意打开，已过去了1384个昼夜。

　　常书鸿受家人影响，少年时期就已显露绘画天赋。192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并留校任教。1927年6月，已是浙大本科美术教员的常书鸿参加了教育部浙籍公费赴法留学生选拔考试，在久未发榜的情况下，他自费赴法留学。

　　到法国不久，他便考取了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从国立里昂美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及纺织图案系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劳朗斯画室，从拉丁区到卢浮宫，常书鸿陶醉在西洋艺术的最高殿堂里，发奋学习西洋美术。留法十年，常书鸿迅速达到了个人油画艺术生涯的高峰，并于1935年在巴黎成功举办个人画展。

　　1935年底的一天，正在塞纳河畔浏览旧书摊的常书鸿无意中发现了一部六册本《敦煌石窟图录》，书中来自甘肃敦煌千佛洞的400多幅壁画和塑像图片使常书鸿感到陌生的同时又被深深地震撼了！对他来说，那些早于佛罗伦萨画派先驱乔托700年、早于油画创始人梵爱克800年、早于法国学院派祖师波生1000年的六七世纪绢画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面对祖国这一灿烂辉煌的民族艺术渊海，常书鸿对自己曾言必称希腊、罗马感到深深惭愧。1936年9月，他放弃了在巴黎业已取得的一切，毫不犹豫地回到祖国。此时，距离最后一个盗掘敦煌文物的外国人华尔纳离开敦煌，已过去了11年多。回国伊始，常书鸿先在国立北平艺专任部聘教授。由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尽快去敦煌”的愿望一时难以实现，“七七事变”后，常先生辗转于南京、杭州、武汉和湖南沅陵。1940年底，重庆教育部成立美术教育委员会，常书鸿任常委兼秘书。两年后，在于右任、梁思成和徐悲鸿等各界名流的奔走呼吁下，教育部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由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

然而，除了有限的经费，教育部再也没有给予筹委会任何实质性支持，人员物资均无着落。离开重庆前，常书鸿被迫卖家具，当行李，开画展……破釜沉舟只身来到兰州后，他在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时任西北五省检察使高一涵等人的帮助下，四处奔波，开始“招兵买马”。因为兰州距敦煌1200多公里，而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实地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瑰宝，没有任何理由不深入大漠戈壁第一线，所以对一些人将研究所设在兰州的提议，常书鸿表示坚决反对。尽管对兰州来说这是一大憾事，但常书鸿当时的考虑无疑是正确和顾全大局的(当然后来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院的成立弥补了这一遗憾)。只是如此一来，当时在兰州的人员招募和器材供应顿时陷入僵局。无望之际，逗留兰州的常书鸿遇见了自己北平艺专时的学生龚祥礼，在他热烈而近乎哀求地劝说下，龚祥礼被打动了，他答应跟随老师去敦煌，还推荐了自己的朋友陈延儒；通过甘肃教育厅，常书鸿又从公路局招来了一个文书和一个会计：这便是他西行敦煌的全部人马。终于，在1943年2月底的一个清晨，常书鸿一行“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乘一辆破旧敞篷卡车，迎着河西走廊上凛冽刺骨的寒风颠簸西去。一个多月后的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终于来到了他日夜向往的敦煌莫高窟，而这座民族艺术宝库，也终于在荒芜了七个多世纪后等到了一位真正的守护者。

　　1944年初，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常书鸿担任所长，他们从保护工作开始，修理栈道桥梁，清理积沙，初步调查石窟内容并开始临摹一些壁画。在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和资金来源非常困难的情况下，1945年7月，重庆教育部还撤消了研究所编制，致使大部分工作人员无奈离开。次年，深感无助的常先生只好辗转兰州、重庆，寻求支援。在兰期间，为了制造影响，常书鸿、常沙娜在双城门举办了一次父女画展，展出了二三十幅自己的油画和速写作品，三四十幅女儿沙娜的临摹作品，这些画作均以莫高窟的壁画和景物为题材，兰州的不少官绅名流由此获知了敦煌艺术的价值，有的还给予了物质支持。直到新中国成立，研究所人员时有出走流失，但作为所长的常先生却始终如一地以坚持研究、保护和宣传敦煌文物为己任。他一面带领研究所工作人员防范国民党溃军和地方恶势力再次抢掠敦煌文物；一面调查制定洞窟内容表，对石窟进行了沿用至今的系统科学编号，同时着手开展塑像、壁画的编号；经过探索，还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临摹方针。在内战正酣的1948年八九月间，他们先后经兰州赴南京、上海两地展出800余幅壁画摹本，不遗余力地宣传敦煌文物艺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作为中国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保护和敦煌学的先驱，常书鸿在那个时局动荡、条件恶劣，甚至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为了守护敦煌莫高窟的每一件民族艺术瑰宝，往往单枪匹马，万里孤征，数次来往于敦煌、兰州两地，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此同时，常书鸿吸收和培养了李承仙、董希文、张琳英、乌密凤、周绍淼、潘洁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苏莹辉、史维湘、姜豪等一大批青年艺术家和学者，终于奠定了今天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是技艺超群、成果显赫并占领先地位的敦煌研究院及美术研究所这个保护、研究、临摹古代壁画和雕塑艺术集体的基础。

1951年元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敦煌文物研究所”，归属于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常书鸿仍任所长。此后10多年，研究保护步入正轨，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性和探索性工作。利用莫高窟这个“大课堂”，研究所还与兰州及全国各大高校合作，培养壁画临摹和石窟保护研究人员。此时，常书鸿所考虑的不再仅限于壁画和文物临摹，而是更大范围地从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研究敦煌，他还从自己兼职的兰州艺术学院及其他在兰高校抽调了中文、历史、考古等多个专业的青年教师从事敦煌研究。随着研究所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常书鸿个人的职务、头衔相应增多，往返兰州和敦煌自然更趋频繁。后来，在那个疯狂动荡的年代里无奈离开敦煌的常书鸿，有很长一段时间选择客居兰州，默默守护并向西遥望敦煌。

三

　　地处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是常书鸿领导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与高校合作开展研究、培养人才的重镇。西北师大的成立源于抗战期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的西迁。1941年，当时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自陕西城固迁至兰州，一年后，常书鸿来到兰州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奔波于敦煌、兰州两地。1950年，常书鸿在法国结识并交往多年的挚友、油画家吕斯百来到西北师院筹建艺术系，自此，常先生便同西北师大结下了不解之缘。自1952年起，他受吕先生之邀为西北师院艺术系师生讲授敦煌艺术。1957年，吕斯百还带学生赴敦煌创作。1958年，甘肃省政府决定，将西北师范学院(时称甘肃师范学院)艺术系的美术和音乐两科及兰州大学文学系等单位合并设立兰州艺术学院。一时间，学院云集了吕斯百、洪毅然、汪岳云、韩天眷、陈兴华、刘文清等画坛名家，并由常先生担任院长。学院还专设常书鸿画室，由常先生亲自指导姜豪、陡剑岷等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的青年画家作画。1962年，兰州艺术学院被撤销，美术专业依旧并回母校。此后，作为西北师范学院的一员，公务繁忙的常书鸿仍高度关注西北师大的美术教学研究事业的发展。1979年，75岁高龄的常先生一复职就亲自主持了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师生为期两个月的莫高窟临摹学习活动，敦煌文物研究所还承担了师生们一半的路费。

西北师大美术学院前常书鸿像

　　兰州、敦煌，历史时空的因缘际会赋予了二者千丝万缕的关联，倘若尘封千年的古道今日果真重加凿辟而又增添新的色彩，那么这两座隔着河西走廊遥守望了千年的古老城市，定将成为新丝路上两颗最耀眼的明珠。也许，这正是千千万万舍身求法、万里孤征，在丝路黄金段上历尽风霜而永不言悔的“常书鸿们”最初和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