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古书画鉴定名家方法论

薛永年

名家鉴定方法分类研究。一般而言，这种异中之同多，与成才道路的相近关系至大。从成才道路入手来分析九位名家，大体可归为四类。

第一类是出身于书画收藏家或书画市场从业者的专家。出身藏家与出身业者亦有不同，论财力前者可能饶于后者，论经营意识后者可能强干前者。不过也存在相同之处，这就是二者都要在购取书画的频繁实践中检验并锻炼眼力，在有得有失的过程中形成难以忘怀的真知，获得比书斋学者更为丰富具体的目鉴经验和实际知识。张珩与徐邦达均出身于有相当经济实力又有文化素养的家庭，年轻时代已对书画收藏发生兴趣，进而自行收藏，而且入手即收大名家作品，于是学习鉴定以提髙眼力成为他们的自觉行为。

张珩学习鉴定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其祖父的适园藏书和精干版本的家学，二是亲戚中像庞元济这样的大鉴藏家。徐邦达学习鉴定则与习画并进，老师先后是既擅书画又精鉴赏的赵叔孺和吴湖帆。在师长引导下，他们不仅注意积累文史和书画史知识，而且通过写字作画加强对风格个性的感悟力。张珩只写不画，从临习米芾书法入手，写得一手出入米元章的好字。徐邦达在古画临摹上着力尤多，二十几岁所临张渥《九歌图》和唐寅《山水》等已达到很髙水平。

因为共同的志趣，在上海时二人已成为经常切磋的友人，解放初又经郑振铎举荐共同受聘干中央文博部门。自此他们的书画鉴定从个人兴趣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公器，接触书画的机遇前此莫比，岗位的需要使他们由从事书画鉴定工作发展为创建现代的书画鉴定之学。

张琦处于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的负责位置，考虑问题必须高屋建瓴。本身又极为重视理论学习，所以在其所著《怎样鉴定书画》中，不但引进了西方美术史学中的风格概念，而且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在集前人之大成并参以个人经验的基础上，把鉴定可依据的画内画外诸因素剖析成主要依据与辅助依据，提出了有效使用风格比较方法的主辅依据理论，初步建立了书画鉴定之学的学理与方法，在治学上表现出注重理论性和方法论的特色。

徐邦达短期工作干文物局文物处之后，即调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书画工作。徐老一方面注重征集历代名迹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也从未放弃作书作画的兴趣爱好，导致他在集古人之大成中，髙度重视技能性与实证性，其治学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在风格比较中引进考古标型学的方法，为比较建立操作的样板和标尺，《中国绘画史图录》所选作品即具有这种意义，二在把提风格时，更多着眼于艺术形式因素，尤其是笔墨，《古书画鉴定概论》突出了这一认识，三是为征集流传有绪的名迹，倾心梳理见于著录的各种本子，实行鉴考结合，《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显示了这一努力的起点，《古书画伪讹考辨》反映了这一鉴考结合的扎实成果。

刘九庵是出身于书画文物店的专家，学徒期间师傅的保守和个人从业后财力的缺乏，造成了他治书画鉴定的独有特点，一是遇到不懂得的疑难问题即查阅有关书籍，锲而不舍，艰苦积学，在作品与文献对照中发现了若干在鉴定史上淹没不彰的问题。他有关吴应卯、文葆光之伪祝允明；吴用、吴敏道之伪王宠的论文，是其突出代表作。二是比较留意于小名头的作品乃至别人忽视的书札，在这方面的眼光和知识为偏重大名头的专家所不及。二是在长期实践中，以极细心认真的比较研究，揭示了许多在断代辨伪中便于掌握和记忆的细节。无论对八大山人各时期作品的不同，还是历代款识的演变，他的有关论述都分析得极为精细，益于后学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