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考察队昌故城在高收集的摩尼教、景教绘画残片

​张惠明  来源:《中国美术报》2016年5月30日 发表时间:2017-02-10

摘要:20 世纪初叶,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率领的德国考察队通过三次在吐鲁番的考察,在高昌故城遗址编号为 K 和α 两所摩尼教寺院遗址以及一座景教教堂里,发现了大量摩尼教和景教的壁画、纸画、麻布画等绘画遗迹,包括色彩夺目、带有强烈波斯影响的手写卷、壁画和画在布上或其他纺织品上的挂画。这些用精美的书法写在丝绸、纸、羊皮纸与皮革上的手写文稿,对于研究已消失很久、所知甚少的摩尼教的学者们来说,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使德国在中国新疆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成果远远地超过了其之前与之后所有的外国考察队。

德国考察队昌故在高收集的摩尼教、景教绘画残片

张惠明


20 世纪初叶,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率领的德国考察队通过三次在吐鲁番的考察,在高昌故城遗址编号为 K 和α 两所摩尼教寺院遗址以及一座景教教堂里,发现了大量摩尼教和景教的壁画、纸画、麻布画等绘画遗迹,包括色彩夺目、带有强烈波斯影响的手写卷、壁画和画在布上或其他纺织品上的挂画。这些用精美的书法写在丝绸、纸、羊皮纸与皮革上的手写文稿,对于研究已消失很久、所知甚少的摩尼教的学者们来说,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使德国在中国新疆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成果远远地超过了其之前与之后所有的外国考察队。

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勒柯克在高昌故城内K 遗址发掘出不少摩尼教经卷。据考古学者们研究指出,此存经卷之处就是当时摩尼教寺院中的“藏书室” (或叫“经图堂”)。勒柯克在其考察笔记中这样记录: “黄土高原的泥水渗入到纸张里面把书页都粘在一起,…… 我拿出其中的几本,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晒干,以期保存这些手写文稿于万一,但是这些纸页一经接触,都成了碎片。在碎片上面写着美丽的字句行中,夹杂着金色、蓝色、红色和黄色的小型画像的痕迹,仍然可以看出。”这些手写经卷的内容是摩尼教经文、赞美诗、发愿文等等,是用各种语言文字抄写的,有用中古波斯文或帕提亚文,有用粟特文、回鹘文,也有用汉文的。由于这些摩尼教写本极为残破,且数以万计,又是用古代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因此,解读起来相当困难。经过东西方学者近百年的努力,这批文献才逐步地被解读出来。

在这些手抄卷上可以看到精美的彩色插画。比如,在 K 遗址北部一座有穹窿顶的建筑物内,发现一摩尼教书卷首页上有一幅带有吐鲁番突厥人用后期粟特(回鹘) 文题记的细密画残片。画页正面中间有一竖条形榜题框,内有三行文字,其余部分画满了摩尼教特有风格的细密画。勒柯克认为此画页完成于公元 8 至 9 世纪。画中榜题右侧出现了上、下两排摩尼教教士,他们均穿白色法袍、戴白色高筒帽子。黑色头发梳成同一样式,胡须样式略有不同。六位教士跪坐在铺着台布的低矮的写字台前,写字台上每人面前有一张白色的书写纸,纸的边缘有金色或红色的纸夹,白色纸面上有画好的垂直框线。几位教士或左手执笔,或双手执笔,或手中没有拿笔,只是双手握拳放于纸上。在上面一排人物中间一人的左右两侧,各绘以分杈的小树,树杈很细,原来上面曾贴有金箔,枝杈上面左侧露出树冠部分,上面有绿叶和红色的花朵。一大串葡萄垂落到榜题框的上缘,其藤蔓隐藏在树叶之下。榜题左侧的图像应是与右侧大致相互对称的画面,但现在大部分画面已残,只存上排一身教士,另一身仅存身体左侧和帽子的一小部分,下排所存一有红佩带的形象,形象已经残损,无法辨识。对于这些教士,有学者认为他们是摩尼教的选民,法国研究者认为他们在翻译摩尼教经典。绘画残片是反映公元 8 世纪高昌地区摩尼教全盛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勒柯克在高昌故城的另一惊人发现是一座景教小教堂。教堂坐落在故城城墙东北角外不远处。这里保存了带有拜占庭艺术影响的基督教壁画。其中一幅壁画残片画着一位牧师和几名手持树枝的信众。勒柯克起初认为它表现的是基督教祭司施洗礼的场景,后来此画面被学者们认定为描写基督教圣枝节或叫“棕枝节”的场面,即是复活节的前一个星期天,耶稣基督于此日骑驴入耶路撒冷,受到民众手持棕榈树枝欢呼,如迎接君王般的礼遇。此画题材是拜占庭时期基督教艺术中常见的主题。在高昌景教教堂中发现的这幅残片描绘了手持棕榈枝的年轻女信徒的形象,其相貌有当地回鹘女子的特征,生动地再现了 1000 多年前基督教在高昌流行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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