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闻道,夕死可矣———纪念恩师王朝闻先生百年诞辰

陈　醉

    先生倘若健在,今天是百岁寿辰了。2009年4月18日,纪念王朝闻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座谈会,聆听前辈和同仁们的发言,真是思绪万千,往事又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时间过得真快,记得第一次面见先生还是30多年前的事。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学制,我有幸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成了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此就在这位仰慕已久的大师身边聆听教诲、攻读钻研。同学们大多年过而立,接近不惑。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一届研究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种种原因多是自觉“怀才不遇”,不少人还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了,都希望能到更理想的天地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而那个年代唯一的途径就是这次千载难逢的考研了,有此上进机会,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记得第一次见先生是在面试的时候,当时印象至今犹存:灰白头发,宽边眼镜后面睿智的双目,一个典型的学者形象,穿透着一种既威严又亲切的感染力。后来入学了,才有了真正接近的机会。当时先生也是刚从“干校”回来不久,还临时住在沙滩老文化部的宿舍楼内,生活简朴,衣着也很随意。那时全国人民尤其知识分子都沉浸在新时代到来的兴奋中,一心奔“四化”,未及旁骛。先生年近70,照样青春焕发,尤其浓重四川口音的生动言谈,渐渐地我们对他的威严感少了,亲切感多了。而我们这些“老学生”,有时也会无法无天。记得一次到先生家上课———那时已搬到东四了———他把刚刚再版的《新艺术创作论》签名赠送给我们。大家觉得他仅签个名不够,于是不由分说,搬出他的印章盒,拿起图章就盖。一下子,除了“王朝闻”名印外,还有诸如“夕不甘死”、“老雕虫”等等闲章在扉页上钤了七、八个。这本书,现在已成珍贵文物了。三年时间很快过去,我们毕业了。因为是国家恢复研究生培养的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很自豪地戏称自己是“黄埔一期”,并且都留在本院美术研究所工作。虽然不像以往一样上课了,但偶尔也能有幸协助先生做点琐事,从而照样能得到学习的机会。几十年来,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良多。

    先生宽大的度量和至深的格物情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既反映了他的人生态度,也体现了他的治学精神。先生言谈处事不爱走极端,他温文尔雅,幽默风趣,谦虚谨慎,刚柔并济,游刃有余,其文章、讲演,都是这样,而且注重科学、讲求辩证。所以在延安时毛主席都说过王朝闻的文章有辩证法。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深的钻研,而在日常生活中对感兴趣的事物也往往爱深究其理,很有古人的格物情怀。1987年先生《似曾相识》出版时,他在赠送给我的样书扉页上题写了如下一段话:“相识有过程,没有最终的完成,只有继续由不相识向相识转化。”这正是他这种情怀的一个很好的注脚。记得搞八大山人研究项目的时候,一次上庐山考察,爬山至一半,见一溪边磐石,景致幽深,他就坐下来不走了。一方面是自量继续往上体力不支,二方面我想他是爱上这里了。到我们下山时他还是静静地在原处坐着,后来就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谈那水、那石… …后来我想到,先生有一段时间写了一些赏石文章,可能也是这种情愫的衍生吧。顺便提一下,这文章一写可不得了,引来了全国各地仰慕者的兴趣,来看先生时很多人都给他赠献奇石,以致家里书架上、书桌上甚至地板上都摆满了石头。一直到先生辞世,也是他的“石友”虔诚,专门从黄河滩上觅得一块美石作墓碑。先生对西方文化也同样有很深的造诣。先生是学雕塑的,这本身就是西方艺术,西方传统的文艺理论他有很深的研究,自不待言。我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一些很新的甚至是很前卫、很时髦的理论、观点,他也涉猎不浅。先生高明之处,是把它们都了解透彻了,消化了,变成了自己的东西,为我所用。到需要时,或赞赏或批评,多是有选择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而且多半是以论证自己观点的论据出现。他很反对那些不分好坏生搬硬套外来的观点和言词、文理不通甚至故意卖弄的坏文风。他的文章很少使用直接引文,更不会耳提面命、居高说教,而总是娓娓道来,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有所领悟。辩证的哲思与感性的品藻完美糅合,深刻的道理与浅出的文风相互交融。文章虽短,而且看似随手拈来,但思路很广,含金量很高。得此领悟,到我带学生的时候,我常常告诫他们:“文章,浅入深出者无,浅入浅出者庸,深入深出者难,深入浅出者更难。”

    随先生工作过的晚辈,都无不为他对事业勤奋刻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所感染。最后一次与先生一起工作的大项目,是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工程——— 1千余幅作品、50余万字论文的5卷本《八大山人全集》。先生主编,我是副主编之一,主要是协助他的工作。该项目历时7年,2000年完成,荣获国家图书奖和全国美术图书一等奖。在工作过程中,先生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宽松的气氛,使大家从中获益匪浅。而这段较长时间的工作接触,使我有机会从更近的距离去感受先生的人格魅力。20世纪90年代末,先生已届晚年,他耳朵不好使了,得依靠助听器。眼睛更不行,只有一只能看见,且需倚仗高倍放大镜。但是,他脑子却还是十分清醒的。开会讲话尤其是指示工作条理清楚,主次分明,而且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其实,先生一直不停地在写作。年逾90高龄的老人,还笔耕不辍,这本身就是世间罕有的奇迹!他以“雕虫小技”谦称自己的劳作,还有闲章“老雕虫”一方自勉自乐,至老无悔。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当年的工作情景。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构筑”:写字桌下有一个木台子,为的是将脚垫高。桌面也有一个倾斜的木架子,为的是使放在上面的稿纸、书籍的平面接近于与视线垂直。在这个架子的周围,堆满了书籍材料。先生坐在椅子上,他的正面空间几乎与宇航员座舱的感觉差不多了。姿态则更有特色了:一手拿着一个直径约20厘米有如菜盘子一般巨大厚重的大型放大镜,脸上贴得很近,乍一看不知是在看稿子还是在“闻”稿子… …这种景象真是感人至深。因身体关系,先生的烟酒早被“查禁”了,电视也只能用耳机来听,看来他的全部娱乐内容都已“合并”到工作中了。而他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处处都有所体现,1千多幅作品照片他带领我们一幅一幅地审查,50多万字的稿件他一篇一篇地审读。不过,最典型的还是他修改文稿的习惯。记得还是在我刚毕业不久协助他搞一个项目的时候,先生要我代他给《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打电话,为的是修改他的一篇文章的几个字。其实先生已经改过一次而退校样了,但斟酌后还要改。当时我就体会到了先生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后来我才知道,这已是先生的家常便饭了。所有与他合作过的编辑以至排字工人也已经习惯了他的这个作风。尤其是书稿,未到付印的一刻,他都随时有可能改动。先生也知道自己这个“毛病”给别人带来麻烦,所以一次他曾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他们都怕了我。”说完就天真地笑了起来… …这一笑,印到了我的脑海里,更印到了我的行动中。当然,我不可能有先生的资格随时随地让编辑修改已发下的文稿,但这种完美的追求和严格的要求的精神是要努力学习的。

    类似的“天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课题组的同志们在一起的机会多了,他和大家也熟悉了,常常会显得很愉快。如紧张工作后休息的时候,遇到高兴事情的时候,先生有时还是很“活泼”的。他一般不会客,门上贴着谢客条,我也常常为他挡驾一些求见者。不过,他同意见面的,一般都会谈得很投机。聊到感兴趣的话题,他会很兴奋,问这问那,或者发表议论,甚至情绪激动。这时候,在旁“监督”他健康的师母往往不得不出面“降温”。八大山人项目断断续续搞了几年,与大家相处很融洽,他更是放松。一次会议结束后会餐,大家唱歌助兴,先生很开心,在大家的怂恿下,他唱了一段川剧,唱得很投入,很有味。不过,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怂恿”他去做的。很多人请先生题字,他一般都推辞。有时还会跟我说:“你的书法很好,你给他们题吧。”我说:“先生过奖了,人家是想请您的墨宝啊!”先生书房挂着齐白石的书法条幅,印章也是齐白石手刊,从前出版的不少著作都是齐白石题签,眼界很高。但他照样虚怀若谷,一次我们谈到书法,他竟然说,你什么时候给我谈谈八大的书法?我诚惶诚恐,岂敢在先生面前造次?话再说回来,一些重大活动,或他认为应该题、愿意题的,他也会答应,而且这些往往反倒题得很长,有的就可以是一篇序言了。就我所见,为关山月画展写过一幅,很老辣、很有韵味。当然,他们也是老朋友了,记得关先生生前也曾与我说过,从前他们有时通电话,会聊上一个钟头。《八大山人全集》项目大功告成的时候,考虑装帧时,先生建议用八大手书作封面,大家也同意。后来,江西美术出版社领导,觉得如果扉页上再用一个先生的题签,将会更有意义。大家也觉得很好,就郑重其事的要我去“怂恿”先生挥毫。先生有所犹豫,不过还是试题了几幅,但是,最终还是否定了这个方案。除了谦虚外,他认为那样会破坏这书的完整性。这些小事,都可见出先生待人的真诚和处事的认真。还有一则轶事,先生原名昭文,后改“朝闻”,典出《论语·里仁》中“朝闻道,夕死可矣”句。但一般人多把此“朝”字读朝代的朝而不读朝夕的朝,他经常会在一些场合为自己“正名”,有时还会带出一则故事。他说:华君武同志编了一则歇后语:包公打屁———王朝(chao)闻。我可是叫王朝(zhao)闻哟……座中无不捧腹。这则表俗里雅的故事,一方面说明华君武同志的智慧,二方面说明华君武同志与先生的友谊,三方面说明先生的豁达风趣,而最终的结果是只要听过的人都会记得先生是叫王朝(zhao)闻了。

    十年前,1999年先生90大寿时,我也出席了祝贺《王朝闻集》出版暨王朝闻先生学术活动70周年座谈会。《美术观察》还为此特邀我主持了当年第8期以座谈会为内容的“观察家”专栏,记得我在主持人语中写下了如下的话:

    20世纪即将过去。在学术界,有一位长者,他伴随着这个世纪的开始,一直走到现在。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他已90高龄,从艺已经70载了。他,就是我们文艺理论界的前辈,久负盛名的学者、一代宗师王朝闻先生。

    先生因爱国走上革命,由学校走到延安,从艺术家走到学问家。他是新中国艺术理论的奠基人,建立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美学体系,其学术思维涵盖美术、文学、戏剧、曲艺、舞蹈、影视… …他是历史上少有的集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雕塑家于一身的大学者。他的理论、学品、人品培养和影响了几代人,并继续滋育后世。

    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几十年来,著作迭出。仅今日面世之《王朝闻集》就达22卷八百余万字。倘以新中国建立为界,则是平均每年写作16万字,这又是一个“古来稀”!比这更稀的,还是耄耋当今,依然风华不减。先生思维敏锐、举止灵活、话语铿锵,依旧文思泉涌、笔耕不辍。尽管已经离不开助听器和高倍放大镜,但他更离不开思索、离不开写作,竟仍以一日两千字的速度延续他的论著。

    在王朝闻先生90华诞和从事学术活动70周年的喜庆日子,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李鹏、李岚清和丁关根等致电祝贺和问候。有关各界领导、专家、学者举办了隆重的座谈会,河北教育出版社及时推出了《王朝闻集》和研究王朝闻先生的文集《学术与人生》,对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一次再学习,对先生的学术历程作一阶段性的回顾与前瞻。

    我们祝愿先生健康长寿,我们相约21世纪再与先生共庆他的《续集》的诞生!

    2004年初,老人家95岁大寿的时候,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以及部分弟子上门祝贺。先生看上去身体明显虚弱了,但精神依旧很好。领导劝他注意保重,多休息,不要再劳累了。但他在答应的同时,竟还是要求为他安排一个打字员。在座无不为之惊叹!领导既无奈又干脆地当场答应了———无奈是他还是不肯休息;干脆是完全可以并且应该为他解决这个简单的问题。先生的视力无法支撑了,但是他的思考是永远都停不下来的,他的写作是永远都放不下来的,这些已经成了他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大家也开始默默地为先生的健康担心。最后一次见先生,是当年夏天,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同志给他送来《八大山人全集》小开本版样书的时候。先生非常高兴,还详细地谈到在该社也是他主编的另外一套书的具体问题。先生的精神和气色明显比年初好多了,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但万万没想到,这竟是一次诀别!更令人感叹的是,直到辞世之前,先生想到的还是工作。师母告诉我,先生病发即将送医院时,还说要约见几位有关科研项目的具体负责人,与他们谈意见,并交代一些事情。只是师母果断禁止了,严令停止所有工作,一切待出院后再说。没想到却就此与世长辞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正在重庆出席中国文联举办的评奖会,惊闻噩耗,会议安排我第一个发言,然后就提前赶回北京了。一颗巨星陨落了!

    王朝闻先生的逝世,象征着一个理论时代的终结。先生是共和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第一,他是由创作实践进入艺术科研工作的。从雕塑创作开始,留下了浮雕《毛泽东像》———该作品曾用于《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封面。还有圆雕《刘胡兰》、《民兵》等,都是经典之作。所以,当他介入理论工作伊始,就已经深刻掌握了艺术的本体规律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体验。第二,他是由一个爱国青年投奔革命,在革命队伍中接受锻炼,最后进入艺术理论研究的。所以,当他从事理论工作和领导工作的时候,就能够把握坚定的立场、明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第三,他有多方面的学养和造诣。他所做的学问几乎涉及文学和大艺术领域的所有门类。科研成果就更是丰硕了,艺术、美学、红学等等无所不精。早在1953年出版的一本《新艺术创作论》,指导和培育了共和国建立后一代又一代的文化青年。“文革”后,更是再度焕发学术青春,他的《审美谈》、《审美心态》、《雕塑雕塑》等理论著作,向更广、更深、更专钻研。他留下了22卷的《王朝闻集》等大量著作,并主持了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带领老中青三代专家跋涉攻关、培育后人。代表性的成果就有如史著《中国美术史》、论著《美学概论》和个案研究《八大山人全集》等。第四,他的勤奋敬业精神,既是他个人人格的体现,也是老一代优秀专家学者品质的体现。那里既饱含了个人的天赋与爱好,还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些,永远都是后学的楷模。今后,像先生这样的学者不可能再出现了。再也不可能有人经历那样的革命风云,具备那样的生活阅历,投身那样的文化实践,以至树起那样的历史丰碑。

    转眼间五个春秋过去,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夕不甘死”———无疑,“闻道”是必要的,但“夕死”可“不甘”,他要一辈子为人民写作,为民族文化争光添彩,最终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一直写到96岁还不甘罢手。倘使先生健在,我想他依旧握着笔杆,拿着放大镜在专心耕作,并以此来庆贺他的一百岁生日。上苍把他送到人间,似乎就是为了证明天下有一位永远都不愿意停止流淌智慧的伟人!王朝闻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我想他在天有灵,会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以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培养出来一代一代的新人,继承了他们的事业。更可喜的是,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崭新的观念和从多种方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使先生的理论体系得到更好的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告慰先生:“朝闻道,夕死可矣!”◆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文章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