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民主精神

杭　间

        在每一个人都深刻感觉到并非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到来的今天，中国的设计也因此到了重要的抉择时期。遗憾的是，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有被动的机会，因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中国的设计依然是落后的，而与以往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是，作为全球化中最具活力的设计，却不因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宽容，并耐心等待给我们机会。

　　最近几年中国设计曾经有几次难得的机遇，例如举办奥运会，世界各国都有借此推动本国设计发展的成功例子，比如同属东亚的日本、韩国。但是中国的设计界没有抓住机会（原因是否在自身再论），如果说是中国的设计基础薄弱使得其难以一蹴而就，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奥运会大量的委托设计，重新建立起中国的设计体制，使得政府官员不再以布置政治任务的方式与设计师打交道，并了解要做好一个设计的最基本的程序，但是，很可惜这样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在上海举办世博会又是一次向全体中国人民普及全球设计概念的极好机会，但我们的媒体热衷的是参观人数以及国人“看西洋镜”式的心情，对送上家门口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好设计”无动于衷，那些烈日下排队五六个小时的市民看到了什么？如果像网络上说的那样“不看遗憾，看了更遗憾”，那一定不是花去人生宝贵五六小时的人民大众之错，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内心的轻视设计的价值观之痛；现在，各级地方政府年轻的官员们都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自己的主要政绩，但在“遍地英雄下夕烟”式的改天换地的“大手笔”中，常常出现文化被匆忙和简单地产业化，传统景观被武断改造，想象的美好愿景却没有在想当然中实现，在那些曾经风光的所谓“创意产业园”被遗忘的背后，暗藏着什么样的问题？这个社会还没有开始反省。

　　在全球设计飞速发展并已成为一种新的广义综合的力量而成为一国之发展国策的时候，几乎每一位中国设计界的有识之士都坠入遭遇现实的无奈之中，迷茫中国设计的症结何在。有一百个理由可以责备滞后中国设计发展的原因，但我们细细分析，这些原因也许在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存在，有的原因也许是欧美设计发达国家在推进设计的发展过程中也不能避免的。因此，吹开这些理由表面的浮沫，寻找那些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逻辑关系的源头是重要的，在我们焦急和痛心社会对设计的不理解和不能有效的作为的诸种原因背后，对“人”的价值的真正认识和尊重问题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如果当代物质文明的发展不能无条件地体现对“人”的关怀，政府的政策制订者心里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本”的概念，那么所有局部的重视和努力，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一百多年来发展工业和民生的教训证明，对“人”的真正关怀，是设计是否能够得到真正发展的最本质的“发动机”。

　　但是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在今天越来越成为一种“口头禅”“，设计以人为本”变成一句时髦的商业广告语，设计对人的关怀反而更难实现。“人”被庸俗为形而上的空洞的概念，存在于与己无关的生活和真理之中。而对设计师而言，自己的社会身份何在？职业的目标是什么？产品的尽头是谁？“我”和设计又如何身处在一个地球、环境和社会存在关系之中？在如此喧嚣的消费社会中没有人去细想，这就让人想到设计中“人”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以人为本”的问题，而是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如何在社会大系统中获得自省式的救赎，以获得超越实在生活的问题。这个论题的范畴，我称之为“设计的民主精神”。

　　我深深感觉到，在中国的现在或者未来，如果真能够出现一些称得上“杰出”的设计师，那必定不是制造和服务产业的发达造就，而是那些能够深刻理解设计的民主精神的人，舍此别无其他。“民主”在中国是一个经常出现，大多人耳熟能详但又不去深想的名词。因为不想掉书袋，我就转贴维基百科的释义：从其字面上来看（源于希腊文δημοdemos；人民；κρατεινkratein；统治），代表着由人民统治。Democracy译为“民主”，我要为一个世纪前中国的先贤们选择的对应汉字拍手叫好，言简意赅准确非凡，但是这样一个“好词”在大众启蒙的层面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因为很多时候，潜意识中的大众心理，“德先生”仍然是外来的文化，中国的传统中有关“人民统治”的内容是珍贵又稀少，即使是孟子的“君轻民贵”论，也远未达到“民治”的程度，长时间来广义上的“民主”成为飘扬在我们头上的乌托邦，而狭义的“民主”我们却用关系学去“摆平”了。有人会说，你把设计与民主扯在一起未免太远，其实不然，我想改编一句亚伯拉罕·林肯的话，就可以知道民主和设计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其实设计也是“民有、民治、民享”。在设计与经济关系、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大众消费日益密切的年代，经济学日益强势，市场经济主宰当代文化生命，大众消费越来越像个任性的花蝴蝶，在生活方式被网络、资讯和图像重重包裹的现在，设计的“民主”立场应该是一个好的设计师的试金石。

　　去年“世界设计大会”在北京筹办期间，距开幕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中央美术学院作为主要承办者曾经恳切邀请一些设计研究者去开会，目的很迫切，就是希望在会议期间，有关大会宗旨的表述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引起国家领导人对“设计”的重视。大家献计献策，但主办者似乎都不满意，因为专家的观点多从专业和学理上阐释设计，这没有错，而且也相当国际化，但是太过专业，说得太复杂了。轮到我，我说“让我说真话”：“设计救中国”会让人觉得危言耸听，恐怕今天最好的口号是“设计创新经济”，虽然这只是设计的阶段目标，但最能打动政府在经济全球化下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的愿望，不要指望政府在举办一次“设计大会”后就能如欧美国家那样充分认识到设计的价值，因为这最终关系到国家巨大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价值观，这就是时代的局限，它与欧美国家在设计发展上的区别就在于中国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发展设计就是发展民主，也是真正实现对“人”的关怀。

　　前几年，平面设计界出现过一种印有集毛泽东书体“为人民艺术服务”的T恤衫，风行一时，初看有些波普，但看到的人无不会心而笑，相遇特殊年代的真理，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这种T恤的出现，反映了设计师在一个时代的层面上思考自己与大众的新型的关系，它既不是简单抹煞创意来迎合大众消费意识的觉醒，也非设计师的一种自以为尊，要提升设计价值的调侃式的反诘。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对于三十年的设计发展来说并不算太短，但是对于有作为的设计师来说这个事件却显得如此漫长而成效甚微，中国制造中庞大的加工业中无需中国设计，合资企业中设计师作为边缘的修修改改的外观设计以及形形色色的山寨版设计更使设计师壮志难酬。中国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两个“设计之都”——深圳、上海，前者确实在平面设计领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它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设计之都与世界上其他的设计城市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而后者作为曾经的制造业中心，最近三十年来却没有一个知名的品牌产生，“设计之都”这个称号不如说是授予了这座城市光荣的历史。在无数日常的设计体验中，中国的设计师终于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远未达到真正“为人民的设计”：那些短视的企业家的委托往往使设计师无语——满足于短暂占领市场的低水平的可以粗制滥造的产品概念，深深侮辱了设计师的自尊心和专业能力。

　　但设计师的民主观念并非如此简单。“民治”在整个设计管理系统中不是听任市场，也不是唯消费者论，而是贯穿在设计师从构思到完成设计的自始至终，谨慎甄别那些艺术至上、设计至上的设计行为是设计民主的另一重要内容。特别在中国设计接受层面还未达到能接受设计师较为超越的概念和构思的时候，设计师如何主动地为“他人着想”，在协调自己的设计追求和适合不同用户之间找到平衡，并理解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单向度的理想给予有可能会成为“粗暴”和“专制”的双刃剑。这种情形尤其容易出现在那些才华横溢的设计师身上，但“民治”是一个无条件平等的前提，“民治”概念的“先入为主”应是设计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中信出版社前几年初版唐纳德·A·诺曼的《设计心理学》(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时，我和设计界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注意到了这本书，但可能也和大多数人一样注意到了却没有想到去认真读一读。最近因为应约为中文版再版写推荐序，认认真真读了一遍，却一次又一次受到震动，我觉得我过去因书名翻译不确带来的判断完全不对。唐纳德·A·诺曼那种对日常观察貌似絮叨但其实深藏着的对人类的关爱之心，竟然是那样细致入微，用中国话来说是已进入了一种“大道”的境界，我搜索在自己阅读过的中国书籍中有无某位前贤有唐纳德·A·诺曼那样的“百姓日用皆道”式的关心，但很可惜，没有。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认为是在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改善在研究和鼓吹设计，但这本书的作者让我明白，“小”是一种更伟大的关怀。

　　正如《洛杉矶时报》评论的那样：“这本书，很可能会改变用户的习惯以及用户对产品的要求，而这种改变是生产厂家所必须面对的。全世界的用户，联合起来！”这个《国际歌》式的口号太动人了，因为如我这样，虽然研究设计多年，但也是不合理的日常产品的受害者和逆来顺受者，我常常屈服于音响控制器的复杂而放弃去调试它，就像我现在正在用着的这台电脑，我使用它但远未达到它的最佳状态。但诺曼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有要求更好而又更简便的权利，当对一件人工制造物的价值进行分析后，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相信消费者的觉醒，可以改变设计师和产品订货者的看法，因为我们手中有选择权。

　　《设计心理学》中富有意味的描写来源于作者对世界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件的观察，同时也是诺曼反躬内心自省体察的结果，诺曼说，以用户为中心的是设计避免少犯错误的一个根本途径。但这是否就是一个今天被媒体滥用已经日益变得庸俗化的“以人为本”观点的翻本？回答当然是“不”！因为人在使用人工制造物中所呈现出来的悲喜剧，说明人和“人”是多么不一样，而通过设计所体现的对“人”的“关心”又是如何天差地别，而这正是笼统的“以人为本”所欠缺的。

　　 回溯设计史，20世纪波澜壮阔的设计思潮的产生无不与“为人民服务”有关，威廉·莫里斯的工艺美术运动，勒·科布西耶等的思想均与此有渊源，制造同盟的“标准化”主张其实是从技术的角度入手对人的关怀，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当年都是它的成员，托庇于它的思想影响才有后来的包豪斯的展开，可想它的绵延的影响力。“服务”的程度如何界定，取决于人的需要，这就是“民有”的概念。但“民有”的范围相当广阔，它关涉到不同人对环境和生存的基本和精神的需要，既是一个“物体系”又是一个生活价值也即文化系统，作为一种乌托邦的思想进行抽象的表述并不难，《乌有乡消息》、《基督城》、《太阳城》等都是这种以展开文学现象的例子，但涉及具体则产生本质的分野，按地理和环境分有地理的、气候的、区域的、国家的、社区的、乡村的，按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有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民族的、传统的、性别的、长幼的，等等，在具体的生活系统面前，这样的分类永远捉襟见肘，因此，设计的“民有”是结构性的问题，它是一个国家行政的体系的价值基础。

　　设计的上层建筑基础何在，这是中国设计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的设计体制主要有三种，一是国家为主导的、结合社会力量的模式，例如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还有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二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参与的模式，例如美国等；还有的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模式。欧美的设计体制的形成与它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战略密切相关，因而设计在国家机器中的形象非常明确，无论是事关民生的“小设计”还是事关国家实力的“大设计”，都能找到不同的职能部门协调工作。中国的设计体制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主导，从制造业角度看，工业与信息产业部应该承担发展连接科技发展新趋势的前沿设计的职能；从日常生活用品的产业管理看，轻工行业协会是统筹家电等设计制造业的首要部门；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方面看，文化部有关职能部门理所应当的行使管理，但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没有人能够解释。另一方面，所有的专业设计协会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社团法人，但目前，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各设计专业委员会、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和其他一些建筑、室内设计等方面的委员会，因为与有关体制的特殊关系，均无法统筹整个中国设计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与产业界（无论是国企、央企、民企等）建立良性的指导及管理设计的关系。应看到设计在整个体制中的特殊性：它既不属于纯艺术创作的画院或研究院（设计师的工作性质也完全不同于画家），也不同于产业的以技术开发为主的研究院，基于中国设计界越来越多的设计工作室出现，在企业、政府、学校等机制之外的“独立设计师”制度的逐渐形成，设计的“民有”基础有了一个新的空间，它避开传统体制的制约，而可能在全球化经济和资讯的平台下，建立中国设计新的关系。

　　将近一百年前，张謇和他建立的南通城产业系统至今还具有启示意义。从产业的大格局来说，他兴办了大生纱厂，又建设了原棉基地——通海垦牧公司，又扩展为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工业区，为便于器材和货物的运输，又建设了港口、发电厂、盐业公司、轮船公司、机械制造公司等，同时他兴办学堂，以实业收益投资建立中国第一个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在请外国设计师重新规划设计南通城的同时，筹建了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含有动物园和博物馆两部分），又建立了盲哑学校、养老院、育婴堂、平民工厂等。传为佳话的是他资助和扶持著名刺绣艺术家沈寿通过外洋考察改进刺绣设计，建立正则女红传习所，教习当地妇女从事刺绣产业的设计与制造，并参加国际有关博览会获得有关奖项，同时又着力帮助沈寿整理刺绣革新计划和理论研究，刊行《雪绣谱》，并将其组织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行。限于当年实业思潮是中国近代民族产业发展的重心，而无法独立复原张謇具体的设计思想，但这样一个完整系统的考虑和实践，正是一百年前，中国最初的先行者在经过了洋务运动失败后，通过系统设计初步践行“民主”精神的结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南通人至今还在享受着张謇的设计成果。

　　 设计的民主精神说到底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德绍时期的包豪斯在迈耶的领导下，为了实现最大的为大众服务的目标，做了许多大胆的改革，有的措施甚至有过于激进的嫌疑，因而有许多教师因为无法忍受而离开。但迈耶的思想仍然有伟大的价值，它告诉我们从民主出发的理想主义是设计面向未来的最锐利的眼睛，也提醒设计中的民主是个复杂的问题。中国设计和设计师只有放下身段和文化的包袱，处理好艺术和利润的关系，时时将自己还原到普通人的原初和不加条件的权利之中，耐心来对待这个中国设计成长中永远无法避过的问题，中国的设计才真正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