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希特与德国红色旅“巴德尔—迈因霍夫”

朱其  发表时间:2017-01-09

摘要:“巴德尔-迈因霍夫”是德国七十年代左翼城市游击队的名称,这个名称来自这个团体的两个主要人物安德烈·巴德尔和乌尔里克·迈因霍夫的合称。2003年,我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书店无意中买到一本黑色封皮的画册《格哈德·里希特:1977年10月18日》,关于“巴德尔—霍尔拜因”红军旅的事迹,我最初就得自这本画册。

里希特与德国红色旅“巴德尔—迈因霍夫”

朱其


 

    前不久看了德国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The Baader Meinhof Complex),这个片子摄于2008年,并被提名为2009年奥斯卡外语片奖的德国参赛片。

 

    “巴德尔-迈因霍夫”是德国七十年代左翼城市游击队的名称,这个名称来自这个团体的两个主要人物安德烈·巴德尔和乌尔里克·迈因霍夫的合称。2003年,我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书店无意中买到一本黑色封皮的画册《格哈德·里希特:1977年10月18日》,关于“巴德尔—霍尔拜因”红军旅的事迹,我最初就得自这本画册。

 

    该画册是200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里希特个展的图录,该展的全部作品是德国著名画家里希特于1988年以“巴德尔—迈因霍夫”关在监狱中的四个主要成员的“自杀”为题材专门创作的,这是一组由十五幅画组成的个展,展览题目“1977年10月18日”即这四个红色旅骨干的死亡之日。

 

    2005年,我为湖南美术出版社主编《模糊里希特:里希特艺术访谈和笔记》一书,将纽约MOMA的策展人罗伯特·斯托所写的文章“里希特与1977年10月18日”收录,书中还有里希特关于这组绘画的访谈。2008年,我在伦敦的一次国际研讨会遇上了罗伯特·斯托,此时他已离开MOMA,上任耶鲁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年末我去美国,专程去耶鲁大学拜访他。罗伯特·斯托得知我将他研究里希特的文章译成中文,还专门跟我要了两本书作为留念。

 

    里希特表现红色旅“巴德尔—迈因霍夫”的四位主要成员狱中之死,除了罗伯特·斯托的关于“巴德尔—迈因霍夫”的背景介绍,国内几乎没有找到更详细的关于这个七十年代闻名欧洲的左翼激进小组的资料。这部电影的诞生无疑提供了欧洲六、七十年代风云激荡的学生运动的直观画卷。“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兴起于欧洲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其主要的社会政治背景是美国对越战的升级、德国经济复兴后的物质主义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思潮。

 

    作为欧洲的左翼青年和无政府主义者,“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的六个成员于七十年代初去约旦的阿拉伯恐怖组织基地接受了军事训练,并回德国成立了城市游击队,抢劫银行、爆炸在欧洲的美国军事基地。1972年六个主要成员被捕,关在德国斯塔姆海姆监狱中接受审判达五年之久。关押期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去监狱会见他们,但萨特在会见结束之后却说:“这个小组对左翼很危险。它对左翼没有好处。人们必须去区别左翼和红色旅。”但萨特的情节没有在电影中出现。

 

    他们的战友为营救六人,先后袭击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并枪杀外交官,绑架柏林市长候选人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彼得·劳伦兹;1972年9月,“巴德尔—迈因霍夫”成员伙同阿拉伯突击队在慕尼黑奥运村绑架了正在参赛的以色列奥运会代表团,并枪杀了全部11名运动员人质。此事件轰动了世界。同年12月,“巴德尔—迈因霍夫”成员袭击了维也纳欧佩克11国部长会议。六个月后,“巴德尔—迈因霍夫”成员在雅典劫持了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飞机,但飞机停留在乌干达机场时,被德国和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成功解救了人质。

 

    正在狱中一直对被解救抱有希望的四名“巴德尔—迈因霍夫”成员,在乌干达劫机失败后,突然一夜之间纷纷“绝望自杀”,但德国社会普遍怀疑他们是“被自杀”。1988年,里希特以公开出版发表过的“巴德尔—迈因霍夫”成员的死亡图片为题材,创作了十五幅人物及场景油画。但他没有表现各种恐怖主义的活动画面,主要是表现他们的肖像、半身像、死亡倒地、上吊的牢房、巴德尔的收音机、监狱上空的俯瞰等。每幅作品的标题也没有标明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正如里希特所言,“死亡和苦难一直是审美的主题”,他表现的是那个时代试图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的失败。

 

    里希特的展览当时引发了德国艺术界讨论,有的批评家批评里希特把“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描绘成了“殉道者”。但里希特认为,他不是同情他们的“理想”,而是悼念某种理想主义的失败,他试图探讨“一种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对人们产生这样的影响;为什么根本要有意识形态;是否这不可避免。”而“从根本上讲,艺术是关于痛苦、绝望和无助的”,艺术不应该在一个后现代时代失去“为公众代言”的功能。

 

    “红色旅”是美国霸权主义、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以及毛泽东第三世界反抗理论背景下的产物,他们在抢劫银行时一再声称,这是替人民夺回被资本主义掠夺的财产,激进的反抗是回击西方官僚集权统治的唯一手段,以此作为他们左翼激进主义的合法性。这一思潮及其政治恐怖主义至今仍有现实的余波在激荡。

 

       2010年1月4日写于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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