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得的时代良机

——关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

陈醉

“重大历史题材”这个概念近年来很少听到了，不过，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它不会陌生，学人、艺术家与它之间更是牵绕纠缠、干系难了。共和国建立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艺术家围绕党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任务做好宣传鼓动工作，理所当然地要完成许多重大现实题材及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黎冰鸿的《南昌起义》等都曾风行一时，脍炙人口。“文革”时期，极左路线发展到顶峰，大量的伪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出现。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在井冈山会师，明目张胆地篡改了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的历史，连《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也让人改换成了林彪。

这是“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最旺盛时期，也是造假最猖獗的时期，同时更是人们对此最感厌恶的时期。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新时代。人们认真清理极左的思想影响，打破文艺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桎梏，对“题材决定论”、对创作中几乎只承认主题性绘画和情节性绘画等现象都提出了批评。与此同时，一直被拒之门外的西方艺术思潮大量涌入，国人长期被压抑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人们以更多的热情投入到新观念新样式的体验与探索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主题性、情节性绘画逐渐淡出社会，代之而起的是原来难以跻身展览会的“非主题性”的和偏重形式技巧的各类“小品”，以及现代、后现代和前卫艺术的各种尝试性创作，重大历史题材已少有人问津，逐渐进入了萧条期。

重大历史题材遭受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中国社会开始了伟大的转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及市场经济的出现，必然带来意识形态领域新的变革。就艺术本体而言，极左时期的“假、大、空”、“红、光、亮”给人造成的反感一时难以消除，大家好容易逃离了这个折磨人多年的封闭说教空间，巴不得尽快找到一个广阔自由的“审美场”去舒张一下自我。就创作条件而言，原来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都是国家定件，由政府组织捜集资料、体验生活并提供包括阅读内部材料、参观不公开的场所等特殊需要在内的所有方便。作品的归宿早就定好了，将在博物馆等大雅之堂展出，创作者也大多能获得优厚的政治待遇。而现在创作多是个人行为，这些条件几乎都不存在了。就社会环境而言，一方面国家定件少了，另一方面艺术市场的兴起使画家能有更多的途径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不少人“搞活经济”后，还进入了“先富裕起来”的行列，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现在看来是“吃力不讨好”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环境的确宽松多了，我们的艺术的确多样化了。不过，二十多年过去，冷静地回顾反思，也会获得不少新的启示。首先，过去“左”的意义的主题性、情节性消解了，艺术平民化了，“消闲化”了，艺术的审美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与此同时，艺术中原本应该蕴涵的精神因素、应该荷载的社会责任也被淡化了。更有甚者，在一些人那里，艺术摆脱原来政治附庸地位的同时，又掉进了金钱附庸的泥淖。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在抱怨没有大师、没有力作，这种状况与上述原因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大师、力作的出现未必与社会的繁荣成正比，也不是单靠主观愿望就能实现的，客观规律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的作用不可忽视。但艺术家具备厚实的基本功，对时代、社会的重大问题能进行深入思考，甘于寂寞，执著追求，这些至少应是必备的前提吧。时代在前进，我们既要顺应潮流，也要驾驭潮流，还要前瞻未来，努力导引潮流。近年来，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少见了。沈尧伊的《遵义会议》是难得的好作品，更难得的是，画家依旧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执著追求。一些原来有能力创作这类作品的画家转产“小品”了，令人惋惜！笔者曾经多次在多种场合发表过感想和呼吁：第一，一些人物画功夫非常扎实并且从事过历史画创作的画家现在改画其他画了，十分可惜——我无意干预别人的选择，仅仅表示惋惜——因为即便是美术学院油画系出身，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人物画画好的，而能搞好主题性人物画创作的并不多，至于能担负起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就更少了。有这么一手别人难以学到的本领却弃之不用，难道不可惜吗？第二，有人认为，当今这类作品如果国家不定件就没人要，最多展览一下，只有社会价值，不能为自己创造经济效益。其实不然，且不论艺术家本应奉献于社会的大道理，单看这类作品的经济效益，便会发现它并不比其他受市场欢迎的作品弱。事实上，只要是好的作品就会有人要，现在收藏界就非常注意建国以来的这类佳作。就算是只参加展览，也不是只有社会价值。影响扩大了，画家的价位自然就提高，这是更长远的效益。我想，“搞活经济”到了一定程度，再回过头来搞一些更有深度、更为厚重的创作，于国于家都是有利的。第三，就社会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艺术环境趋于宽松，以往被禁锢的许多手法、样式都可以自由运用了。一些人热衷于新奇的潮流，主题性创作成了冷门。然而，恰恰是这个冷门，给创作者提供了更广阔的驰骋天地。因为，今天的主题性、情节性乃至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再也不会像极左时期那样沦为政治庸俗化图解了，它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巨大的探求和挖掘的空间。如果有人能致力于此，说不准会真的爆出一个大“冷门”，创造出力作，诞生出大师。可喜的是，第十届全国美展中就出现了不少这一方面的力行者和新成果。笔者在十届美展油画专场研讨会上和中国画展的专论文章中，都曾对军旅题材创作的总体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尤其是对其中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给予了肯定。如陈坚的《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和骆根兴的《西部年代》等都极富震撼力，不愧为金奖油画，也不愧为时代力作。当然，两位作者都属解放军，军队有其领导、组织和保障等方间的优势，这也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条件，一般作者是难以具备这种条件的。不过，最近又一件更可喜的事情来临，由文化部和财政部出资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开始启动，国家将以竞投标或邀投标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艺术家完成创作。

这是一个新举措，也是一次新尝试，意义重大。首先，它体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进入低谷，国家因为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暂时无暇顾及。现在经济略有好转，文化建设也排上了议事日程，这次抓创作便是一个开头。第二，二十多年过去，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都有必要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这些成果也应当在艺术上有所反映。这项工作本身就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第三，这个工程涵盖了1840年至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当年毛泽东宣读的天安门广

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就将人民英雄的历史起点推前到了1840年，这是一个历史的承诺。可惜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和民族英雄都不能得到应有的历史地位，有的还被严重歪曲，现在应该是清理旧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发展观在历史和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领域更深入地落实政策。第四，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今天，此举对于普及传统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加强民族自尊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五，这次是采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来组织一个相对特殊的文化活动，这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管理方式的转轨，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具行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我们目前的市场化尚未成熟，而意识形态方面的管理还残留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行政管理方面尚存条块分割、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等弊病，公民意识、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欠缺，“雁过拔毛”、漫天要价等不良风习相当流行，完全以钱来运作是否能顺利完成任务，还有待实践证明。相信通过这个工程，能为后人总结出有用的艺术管理和创作经验。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即将迈出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当代美术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必将推动和繁荣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对有志于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时代良机，需要以自信的努力认真去加以把握。

多棱视点

反映重大主题的绘画作品，总是不同程度地维系于特定时代的，革命历史画更是直接和时代的命脉相联系，和人们向往光明、进步的心态紧紧地扣在一起。人们热情欣赏《开国大典》，正是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新世纪，它不仅鼓舞了中国各民族人民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震撼着世界人民的心坎，为新中国从此屹立于东方而同心欢庆。人们喜爱《开国大典》无疑是受到了它的强烈艺术感染，没有艺术性的绘画是不可能令人瞩目倾心的。然而，考察一件艺术品的成就如何，首先应着眼于它的社会效益，然后估计它的艺术价值，社会效益与艺术价值的统一是艺术品是否完美的标准。董希文的成功正在于艺术地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揭开了新中国美术史册的第一篇章。

——艾中信《油画〈开国大典〉的成功与蒙难》

很多人都说这次美展（第十届全国美展）缺少力作，这不仅是画家的问题，也不是美展会有问题，而与整个创作机制有关。全国美展作为国展已经成为了一个体系，它既要满足国家的文化要求又要满足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这里应该有经典作品的出现，也就是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作品。正因为有了这两种需求的存在，那么力作、经典的创作就理应受到重视，重视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国家重视，另一个是画家重视。国家重视需要的是国家投资，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要组织画家进行创作，给他们一个充分的空间，这要体现在平时的组织工作上，现在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启动了对于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创作的资金投入。说到画家重视，是画家要投入，不是急功近利，要有感而发，要有使命感。

——刘曦林《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权威美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