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气象与中国价值标准的确立

中国经过战国纷争之后，由秦初步统一了各国而开始构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尽管也有学者对这一统一持否定态度，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正是在这次统一之后，“中国”自身的内在规定性的问题才开始出现，虽然“天下观”仍然对中国人特别是文人有着深刻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由此进入一个封闭自足的状态。恰恰相反，在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中国对世界也因此有了更为积极而广泛的吸纳能力，并且在这种吸纳中确立了自己的价值标准。这个时期被史学界称之为“汉唐盛世”。

实际上，所谓“汉唐盛世”只是一个统称，两个朝代之间相隔了四百年，期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朝。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汉唐之于中国犹如希腊罗马之于西方一样，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动力的重要源泉。但更重要的是；汉唐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朝代。汉和唐具有某种相关性或相通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共有的特性，人们称这种特性为“汉唐气象”。

“汉唐气象”作为一个整体是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在历史上，汉朝迎来了“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而唐朝则有“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这代表了一种开明的政治。相比于宋朝，汉代则文武不分以贤能者为官，甚至是量能授职，因人设官。儒者可为侍中，贤者则备选郎署。这都是一种闲职，也因此而能常在宫中走动，并与高官甚至皇帝有所交流。这就是汉的察举制。这样，国家大事也就能从儒者与贤者那里得到启示。而在唐朝，则进一步完善了隋朝开创的科举制，使各方面的人才得以发展，由此形成了新的士族观念——官民之分取代了以往的门阀制下的士族、庶民的门第之分，为社会带来新的活力。汉唐时期的政治开明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保障。所以，著名铮臣魏征死后唐太宗曾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正是这样的政治环境带来了为后人称道的“汉唐盛世”和“汉唐气象”。实际上，汉唐时期的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卓越的表现。从农业技术到科学技术，从医学到天文学，从交通到城市设计，汉唐时期的中国都领先于世界。特别是公元前四七〇〇年就已出现的中国丝绸更成为当时主流世界的奢侈品而受到推崇。此外，汉唐时期中国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还在于所谓“四大发明”的完善。自公元前的西汉时期出现中国最早的纸之后，东汉的蔡伦进一步完善了造纸术，随后中国的造纸术随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而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都在此时出现或走向完善——指南针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雏形，到唐代已非常成熟了。火药也同样成熟于唐代，而活字印刷的源头——雕版印刷也在此时完善。

在文学艺术方面，汉赋与唐诗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使后世几乎难以逾越。而在绘画方面，汉唐美术大量吸收了西域的艺术营养，从而开创了中国美术新的历史纪元。首先是佛教美术通过丝绸之路在汉代被引入，佛教美术体系和中国式佛教艺术不仅由此建立，同时也丰富了主流美术，推动中国美术走向成熟。汉代美术的大气与霸悍和唐代美术的自信与雍容，真正将“汉唐气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在对西域艺术吸收基础上形成的吴道子的“吴带当风”，不仅成为恰当表现了中土人风貌的一种风格，更是那个时代自信、包容的精神气质的体现。与此同时，美术史论美术的评价标准、工笔与写意的风格分化等都已建立，特别是“六法论”的提出，不仅规定了中国美术的特性，也确立了中国美术的价值标准。

所必，“汉唐气象”的关键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是对中国价值标准的确立。汉唐时期的中国不仅在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其文化——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审美判断到文学诗歌、书法绘画、戏曲武术等方面，在其周边形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这就是儒家文化圈。在这个世界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释道三元鼎立，共同构筑起一个具有自身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文化共同体。汉唐的政治理念、审美理念、文化理念、道德理念、艺术理念等，皆为该文化共同体内各国所遵循。特别是在美术方面，汉唐所形成的观察与表现方式直接造就了各国艺术的基本面貌。直至今天，这些国家的艺术仍处于这个基本构架之中。可以说，汉唐时期所确立的中国价值标准不仅规定了今天的中国，同时规定了这个儒家文化圈共同体，并由此影响了整个世界。（本文节选自高天民《汉唐气象与中国美术话语》一文，原载《美术观察》二〇一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