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璞中国美术史论思想浅探——1997年在庆祝阮璞教授80诞辰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方长江

    阮璞老师中国美术史、中国画学（下文拟称中国美术史论）研究成就与学术思想体系的特征，我国学术界素以“考证辨释”相概括相肯定。阮老师的著作、论文，也常用辨、证、考、释等思辨性词语列题命名。改革开放以来，阮老师的学术成就，日益受到海内外学术界与研究中国美术史论学学者的关注和赞誉，誉称是现当代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科学考释学”集大成的先师。近年又有“北王南阮”说，——在中国美术史论研究成就上，其思想影响之广泛与深远者，在我国北部地区以王逊先生为代表，南部地区即阮璞先生。

    这些评价与肯定，极其中肯、客观。

    今天，听了以上先辈、老师和学友关于阮老师学术成就、教育思想、生平事迹、人格风范的报告和发言，作为阮老师的一名学生，不仅又学到许多学问，同时受到很大启发，尤其高兴和激动，脑海骤然闪耀起阮老师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一根脉络，此刻它既清晰又很朦胧，我想趁发言将它说出来，敬请指教。

一

    我国中国美术史论学科与中国美术史论研究是一对双胞胎，孪生于本世纪高等美术教育的需要。采用现行以建筑、雕刻、绘画、工艺美术为主体内容的一部国家美术史，中国美术史内容涵盖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从猿进化成人，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人类文化及其发展于视觉物质构成形态和文字学记载形态的方方面面，概称史迹或史料，文化内涵磅礴精深，史迹沉浮庞杂博错，为世界国家无与比拟。

因此，早期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研究思想、方法和史料把握，都具有拓荒性和探索性。反映到著述上，研究者的观念不同，体例各异。

    在先辈研究家中，阮老师尚属第二代，在借鉴前辈和同代研究家的基础上，蹊径自劈，踏上的是一条艰难罕见的道路，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主观原因是从事美术史论研究前，具有与研究学科相适应的优越的文化基础：

    1、幼受家学，习诗文经史；读中学时，已在报刊相继刊发古体诗词，绘画功力深得美术老师科学指导，并受到新的艺术思想的影响；入国立艺专西画专业学习时，以浓厚的兴趣，对以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文化、历史文化、现代科学的文化观、美学观、艺术观进行学习与接受。

    2、作为人文科学研究者，不仅人的文化修养全面、人的本体文化基础是民族的。同时具有诗人、画家的艺术创造表现力及其感性体验；青年艺术家的激情与理想；学者的思辨力与探索精神。

    客观原因是，阮老师是在国立艺专学习时，由于深受老师邓以蜇、滕固先生的器重和影响而志立中国美术史论学研究的，相对于学生生活与学习专业，研究工作尚属业余活动。

    困难与艰险的学术生活现实是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迁徙西南，教学生活漂泊，根本不具备学术研究条件，最基本的可资借鉴的图书、史迹（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资料等均不具备。除少数个人收藏携带品外，音讯踪迹难获。若说有一途可助，是那时不少中国学者聚积西南，西南成为一座流动的文化知识埋藏得很深的矿床。搜集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料，这首先就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披荆斩棘、淘海捞针的路。

二

    青年学子，壮志凌空。阮老师的研究工作只能大漠求索，独立进行。唯有通过走访调查，去寻求史料、追踪文献资料、考察史迹。又只能通过手抄原本，笔录史料史迹，方能有所收获。

    因为如此，才有获见史料史迹的不同版本与抄本的可能和得一史于重复抄录的机遇，因此才能获得“历史本身”对史实有文字讹错缺失、字义词意误释的发现和置疑的胆略，从而滋生起迫使自己去作比较、考证、辨认的动力，才能在搜寻史料的过程中，对史料史迹形成点滴认识，并记而札之。

    同时，我们还看到：当这亲手抄记的史料史迹、认识札记，结合十余年文学、诗词学、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美学、外国文艺思潮、艺术概论等学科的教学实践，而得以反复再考察、再考证、再辨认，并通过教学与其认识得以系统化的时候，才能将上述全过程认作阮老师的学术研究道路，其路线是：

    因唯物而实践唯物→历史辨证实践→教学实践→认识→唯物/历史的辨证实践→唯物辨证/历史辨证的认识。

    这是一条由实践方法向实践认识推进、升华的路线。

    年轻人高涨的志力、学业的抱负与毅力对困难的不屈不挠，在这条道路上将人的文化修养、学识、思想感情、艺术感性体验等全部化作了考证辨识/考察辨释美术文化的真实、及其历史内涵真实的方法、工具和手段。

    从认识论言，因为是对美术事物而不是别的事物的文化内涵“真”的求索，因为是通过自我劳动实践（善）实现艺术（美）事物“真”的获得，因而人的文化学识、思想感情、艺术体验等构成人本体的全部文化因素的文化性，也就同时获得真、善、美的陶冶，同时受到真善美的塑造。

    综上，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两方面概括阮老师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受其学术研究实践路线决定的，也同时决定了阮老师艺术教育思想体系，人格精神气质的形成与发展。

    因此，把阮老师学术思想体系的特征概括为“科学的考证辨释”，其本质与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认识论并行不悖。若表述为后者更通俗、更易被当代大众理解。

三

    1964年，阮老师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深感“两论”学说与自己的精神感情、实践体验息息相通、心心相印而由衷高兴。这诚然是理性与感性文化素质与“两论”原理实现真善美文化性的同一性相交融的感情表现。它标志了阮老师科学考证辨释——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自此，阮老师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情感日益高涨，并不断地用“两论”原理、马克思主义艺术思想、历史观检审教学与科研实践，乐观豁达地开始中国美术史的撰稿。

    1959年阮老师上我们班的课，原计划将《中国美术史稿》油印稿作讲义发给我们，但最终没有发。阮老师的解释是：通过几次课的讲授，发现还很不完善，需要修改。瞩我们还是按大纲做笔记[1]。

    我读的油画专业，一直教西画，八十年代初开始兼任中国美术史课的教学，勇气来自听阮老师的课留有深刻的记忆和印象，并保存着听课笔记和一份《中国美术史大纲》。现在先就《大纲》讲一点认识。《大纲》在我，愈读愈感到它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

    具体说，《大纲》每一章节后讲授重点说明文，其教学内容与思想，无不是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互论；其辨证思维的精微深透，令人折服。因为它，文字简洁的史料内容才生机勃勃地展开，章与章、章章节节一气贯通。从而提醒备课或讲授时对史料内涵的思维向各自历史文化的社会客观性去确立各自的位置。诚然，这是历史课的基本要求。

    困难在中国美术史是中国人视觉形象艺术地表现的历史，同一视象“图式”，“形”、“神”大异，要实现美术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唯有去读原迹（作品、著作），去研究产生原迹的历史文化。否则，就另择教材，那当别论。如若贡布里希，这位英国史家虽有不少研究创见具有启迪意义，但当他把世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的视觉形象概括成几种图式而受到喝彩时，这一学说的功能就将中华民族历史久远的、复杂多变的文化现象与中国人气态万千的审美情趣简单化，把美术青年的感情导向贫穷，并向欧洲看齐；黑格尔老人推理睿智的关于形象的思想，也只有当人们把他坐在书斋颠倒了的历史有能力再颠倒过来的时候，才会发现因为历史辨证的思维而光辉熠熠。才不会将中国人胸中手中的艺术形象与欧洲人眼中的形象等量齐观。《大纲》无形无声的力量就在激励教师自觉地去把握人类文化的纵深，用辨、证、考的思想与方法作出解释，还形象“神形”于各自历史文化内涵的原貌[2]。

四

    如果说是我对阮老师数十年前教学用的一份中国美术史大纲，所能意识到的思想体系表现出粗浅描叙，那么带着这个意识学习阮老师的学术论文时，就将发现，——全部或一篇论文、或一篇论文中对每一历史的事件、人物作品、画理画法等等的考证辨证的论释，无不建筑在一个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思辨为统帅的，以中外文化、中外美术史美学史、科学先进的文化观艺术观历史观、艺术表现力及其感性体验等熔铸的大文化基础上。

    阮老师通过讲课、《大纲》、论文，把学生、读者于美术史论的文化修养推到这个大文化的基础上。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都将影响着他的思维与行为，及思维与行为的定势。

    1987年至1988年间，中南五省教委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抽调五位教师，合作编写中南五省高等师范美术专业用中国美术史教材。五位教师中的四位，三位是阮老师的学生，一位是学生的学生。教材分人分章编写，四人在行文、体例、思想与结构上一拍即合。无疑，这是阮老师学术思想体系影响的表现，也是其科学性力量性的表现。因为四人都不是学美术史专业的。

    在交谈中，我们互有了解：除了上述五省，在江西、西南远涉西北，兼任中国美术史课教学的教师，大多是听过阮老师课的学生，八十年代前半期始，又不断有获中国美术史论专业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工作在江南华南地区。

    这是否“南阮”说中的一例？

五

    美术历史以史迹史料为内容，构成文化视觉性的语言、文学形态。同一史迹史料被不同研究家运用，文化内涵常常各异，乃至大异，孰是孰非，诚如阮老师学术思想、教学思想给我们学史者告诫与启迪：导致文化内涵各异的根本原因无不出在史家的文化修养及文化性有差别；研究家观念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或因方法不同导致观念各异；史学史不乏以一理一法的闪光立史于一家一派；欧美国家非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延绵融贯性，常常是欧美史家采用科学先进的实践、实验、实证方法而导致观念片面的历史文化观的心理原因；当中国学者自觉地立在民族历史文化的根基，并且掌握着传统的辨证考释对宏博精深的历史美术事物和欧美层出的“学家、学派”作出认知时，我们就在这里发现，阮老师将欧美先进的科学方法、科学作风与民族传统的辨证考释相融合、系统化。或者展开说，中国人对先进的科学的认知事物（包括艺术事物）的观念、方法，最终无不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吸收，熔铸为具体原理与具体方法，并形成它的发展形态。这就是阮璞美术史论学研究“科学考释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它是以世界文化及其发展为内容为基础的民族考释学的现代化。

六

    阮老师穷毕生经历，以民族文化为本，胸怀人类文明成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执美术史论于现当代世界文化交流——有融合有侵蚀、有奴役有反奴役的潮流中[3]，高扬着中华文明的真、善、美的光辉；垦拓着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规律，开创着人类共同发展的自由空间，建设着人类崇高的精神意趣。

    对阮老师学术精神、教育精神、人格精神的认识，虽然使他的学生们认识到一方面因三十年“运动”及“文革”遭致大部著述手稿、史料笔记、学术札记毁失之灾，没有留下时间给老师出版一部《中国美术史》史稿感到惘然[4]，但另一方面又感到，时间虽然常常给后人留下许多遗憾，也同时造就阮老师这样的学者，用自己毕生的辛劳困苦把人生历史谱写得更美好而兴奋，而自强不息。

    最后，值此阮璞老师八十寿辰志庆，我并代表1955级全体同学向老师致敬！敬祝老师健康长寿！

                                                           （根据1997年8月2日发言整理）

附注：

[1] 就我后来的研究认为，史稿经讲授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认识，其历史观与现实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存在矛盾，受矛盾制约是造成史稿未能给予学生的主要原因。

[2] 《大纲》是中国美术史学开创性研究成果的概括，以上认识出自这一历史。不等同后来的史撰纲要或教学大纲。

[3] 文化及文化交流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相存；正误、得失相存。否则，不符辨证唯物认识。

[4] “文革“后阮老师已年迈花甲，学校恢复招生，教学与教学建设工作繁重，深感时间紧迫，只能业余集全力靠记忆抢救，整理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史稿著述只能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