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高剑父与岭南画派

黎明

一、岭南派从广东展延上海走向世界

上海和岭南、京津是中国三大艺术中心，回顾和探讨海派和岭南派在近百年来艺术活动的历程，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我1940年少年时从游罗宝山老师学习海派钱慧安人物画，海派风韵带给我深远的感受；后得到高剑父老师亲切的垂注，亲自灌注岭南画艺并在他带领下从事新宋院画研究，有幸随侍恩师十多年并任其助手，奠定我以中国画为终生追求和学习的契机，从艺七十多年，自得其乐。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英、法、美三国次弟在上海建立租界，一方面是欧西的洋文化抢滩上海，另一方面国内其他地区文化也浩浩荡荡进驻上海；二百年来上海画派，随着经济发展，名家荟萃，为现代中国画坛，展示承前启后，光芒四射，开展更广阔的平台。而我们岭南画派也是从广东展延到上海，由于岭南三杰提倡折衷中外、融汇古今，独树新风，被定名为“岭南画派”。高剑父所倡导新国画运动，亦与胡适、陈独秀等领导的新文学革命浪潮交融，当我们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讲到中国现代画派，仅有岭南画派一条。^[1]

早在1905年(清光绪31年)乙已九月高剑父以高卓廷名义在广州十六甫69号二楼创刊《时事画报》。1912年高氏兄弟在上海棋盘街84号创办“审美书馆”，出版《真相画报》，推介古今中外美术思潮，并发行各国美术书刊、画册、彩色精印美术明信片、月份牌画、年画、工艺制品……营销全国，远至海外，把中国画艺推展到广大群众，在上海画名藉甚。

当年剑父先生与康有为、邓实、黄宾虹等于哈同花园筹组“艺术观赏会”，并与吴昌硕、徐星洲、苏曼殊、黄晦闻、南社的朱少屏、刘三(黄叶老人)……等交往，彼此磨合交融，一起参与国际交流。黄宾虹在真相画报创刊至结业最后一期，各期均有以笔名撰稿；吴昌硕、徐星洲两人曾为剑父兄弟镂印。这些艺坛往事，正好说明当年海派与岭南画派密切的关系。

徐悲鸿在其自传里，有详细的记载，原文如下：“初，吾慕高剑父兄弟，乃以画马质剑父，大称赏，授书于吾，谓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而以小作在其处出版，实少年人最快意之举，因得与其昆季相稔。至是境迫，因告之奇峰。奇峰命作美人四幅，余亟归构思。时桃符万户，锣鼓喧天，方渡年关，人有喜色。余赴震旦入学之试而归，知已录取，计四作之竟，可一星期，高君倘有所报，则可安读矣。顾囊中仅存小洋两毫，乃于清晨买蒸饭一团食之，直工作至日入，及第五日而粮绝……遂不食。画适竟，乃亟往棋盘街审美书馆觅奇峰。会天雪，腹中饥，倍觉冷。至，肆中人言今日天雪，奇峰未来。余询明日当来否?肆人言明日星期，彼例不来。余嗒然不知所可，遂以画托留致奇峰而归。信乎其凄苦也。……于星期四下午，仍握笔作画，乃得一书，审为奇峰笔迹，乃大喜。启称视则誉于吾画外，并告知以报吾五十金。遂急舍笔出，又赴阮君处所负。阮又集数友会吾课画。月有所入，益以笔墨，略无后顾之忧矣。”这篇感情洋溢的文字，记述当年与高氏昆仲的友谊。^[2]

据陶喻之引述马以君编《苏曼殊年谱》：“1918年4月27日，在上海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病入膏肓的苏曼殊去世前三日，曾嘱托前往探视的高剑父致书黄晦闻谓将不起，苏曼殊病逝后，高剑父又协助料理后事。”^[3]

这些艺术交流活动的历程，可以从傅抱石的文章所说：“剑父年来将滋长于岭南的画风由珠江流域展到长江，这种运动不是偶然，也不是毫无意义，是有其时代性的，高氏主持的春睡画院画展，去年在南京、上海举行，虽然只短短的期间，也掀动起预期的效果……”

1913民二除夕，高氏三兄弟于黄叶楼围炉守岁，饮酒合作画并题句：

“心绪无端乱似麻，年年除夕不还家；从今画石心如石，怕见春残杜宇花；民二除夕，于沪上黄叶楼与奇峰、剑僧两弟围炉守岁，饮酒作画，以消寒夜。奇弟伸纸画石；僧弟继作杜鹃一枝，颇饶清逸；予补小鸟其上，聊破荒寒。嗟乎!人事靡常，而僧弟不可复作矣。因忆前尘，感而赋此，不禁有折翅之悲矣。”

又如1923年康有为、刘海栗主持“上海中日美术联展”，剑父师与汪亚尘、陈抱一、王一亭……等任评委，高师并展出作品《松风水月》、《野塘秋趣》、《寒鹭图》、《赤松》、《断桥》共5张，高奇峰、黄少强、张坤仪、赵少昂、何漆园、周一峰也有作品参展。

1925年剑父任佛山市立美术学院院长，翌年被教育部第一次全国美展聘为筹委。1929年作品《江关萧瑟》、《绝代名姝》参加比利时万国博览会，获最高艺术纪录荣誉奖。这些活动，都为广大的艺术同道树立楷模。

1935年赴南京，担任“中英国际美术展览会”审查员，5月在南京举行个展，作品参加德国柏林人文美术馆揭幕展及法国巴黎之中国绘画展，剑父师作品《松风水月》被德国政府收藏。

1936年任南京中央大学美术教授，学生梁世德、陈景椿等组“亚风画会”；并先后在南京、上海举办“春睡画院同人”师生画展，哄动一时。寒舍收藏有高师任教中央大学授课范本《松苗图》。高师题识云：“曩于中央大学尝授画松一课，白松之蓝茸始，而少而长而生而死，其间开花结实，风雨晦明，朝晖夕照，云霞雪月，烟露霜岚，都二十余帧。首都弃守，竟与城俱亡。嗟乎!国家不幸，是图因灰烬以藏其拙，亦不幸中之幸也。今遗难过澳，又值暮春三月，草长莺飞、杂花生树，感而作此。回首都门，不禁有哀江南之痛矣!廿八年春，剑父。”^[4]

1937年任全国第二次美展审查委员会主席并参与展出；其后抗战爆发，碾转返粤。离沪前以春睡同人作品，参加苏联之展览，具体情况不详；惟该批作品曾于1950年展出于“澳门粤海大学”，当时家父兆锡公与余随高师参加开幕礼，高师惊觉乃参加苏联展出之作品，曾询问主办机构，主办机构解说是孙科先生借出藏品。高师对吾等说：苏联展览后，作品由孙科运返重庆代为保管。闻道后来运往台湾，高师哲嗣高励节于台湾就学时，曾就此事询问孙科先生，未获答复。该批作品至今仍未知去向。

根据资料，高氏从1912年至1937年二十多年间，在京沪与艺术界同道交往，建立深广的情谊，一起参与国际活动，并值此走向全世界，期间留下不少传世杰构^[5]。多次往返居留上海，期间留下许多足迹和故事，也是高氏兄弟最重要的创作年代，需待继续考证。

百年来岭南画艺从岭南走向京沪，走向广大群众，雅俗共赏；扩展全国以至海外，薪火相传，已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的亮点。在海外的传人已扩展到第六代、第七代，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情结，这是岭南画派创始宗师高剑父等领导国画革命的重大成就。

回忆十年前，2001年11月，上海美术馆举办“黎明卢延光国画联展”，上海书画界来宾非常热诚，当时展览盛况，至今记忆尤深。开幕当天，参观观众甚多，而签名名册上留名的名字，包括老、中、青、儿童、部队，大都笔墨有序，反映上海文化底蕴深厚的一面；上海美术馆同日亦举办馆藏“上海名家藏品展”，展出民初以来，海上十四位名家精品。当地报章报导，推介和展示中国画坛两大流派—岭南画派和上海派不同风格和特色。上海宣传部长收到主办方印有拙作“松鹰”之请柬，特地亲临会场，馆长闻风赶至会场，询问有否好好招待，宣传部长亲切品评，对拙作雄鹰、孔雀，情有独钟，留连观赏，多所赞许，谓为上海画派所无。其实上海画派雄踞中国画坛二百年，名家辈出，只是志趣不同，而我们岭南画派一方面继承传统笔墨，兼且折衷中外，融汇古今，主张写生，或可能较有现实意趣耳。其实我髻龄初习海派钱慧安人物画法，当年也是海派一员也。

二、革命画家高剑父

剑父先生，名仑，字爵廷，号剑父，光复后题款，不署姓氏籍贯，只书剑父二字。生于1879年10月12日(清光绪五年，己卯夏历八月廿七日)，家贫，依族兄种田放牛维持生计，晚间读夜校。族叔业医，兼善画竹，工余授以画法，得以启发对绘事之兴趣。十四岁从游隔山居廉(居古泉1828-1904)，留居十香园啸月琴馆一年。翌年随族叔考入黄埔水师学堂，半年后以病辍学重返隔山，继续学画。居古泉画学，早岁师乃兄居巢(1811-1865)。画风远宗黄筌、徐崇嗣、恽南田，并渊源宋藕堂、孟丽堂写生之意趣，所作花鸟昆虫，运笔秀逸，着色艳冶，自成一派，于两粤独树一帜。

时同学中有伍懿庄(1824-1928)为广东望族，家藏古画甚多，高师为求精进，执贽行三跪九叩大礼拜师，得以留居伍家万松园，由是获识当时广东四大收藏家后人，赉缘观摩临摹所藏，尽窥宋元各家之奥秘，奠定深厚之国画传统技法学养。会黎明少小随侍剑父师，每遇其友留下古画鉴赏，常有机会临习，使我当年得以略窥前贤心法，亦恩师所赐也。盖高师以自己亲身体验，教导学生，珍惜学习机遇。

伍家风雅望族，常有艺友雅集作画，由是获识日本画家山本梅崖。山本兼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席，未几归国，荐以自代，自是蓄志游学日本……^[2]。高师于1906年至1908年间，走出国门，前往日本参学，先后加入白马会、太平洋画会及水彩画会，其后考入东京日本美术研究所。

当时，日本画坛呈现生气蓬勃的现象，与及现代化教育学术机制、组织，高师及同时代留学日本的艺术家均深受感染；回国后积极推行，以崭新艺术面貌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引起中国画坛的特别瞩目。以高剑父担任领航者的角色，结合其弟高奇峰、陈树人等被称为“岭南三杰”。特别由于高氏兄弟积极提倡，展览、出版、教育，从而在一般具有革新倾向的画家群中，脱颖而出，作为群体形象的一支新力军—被称为“岭南派”，在中国画坛带来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郎绍君在《论现代中国美术》中也提到：“岭南画派诸家为创造以民族绘画为本的折衷派绘画，奋斗了近一世纪，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影向。尤其二、三十年代，他们的主张和作品启发了很多青年艺术家，使他们走上了改革传统绘画，尝试中西融合的道路，青年时期的徐悲鸿、林风眠等，均不同程度接受过二高一陈的影响。”

徐悲鸿曾说道：“今之粤派，亦多承继吾国艺术主干，剑父先生其尤著者也。吾弱冠识剑父于海上，忆剑父见吾画马，致吾书，有虽古之韩干不能过之也之语，意气为之大壮。时剑父先生与其弟奇峰先生，画名藉甚，设审美书馆，风气为之丕变。……其艺雄肆逸宕，如黄钟大吕之响，习惯靡靡之音者，未必能欣赏之。顾其鹰隼雄视，高塔参天，夕阳满眼，山雨欲来，耕罢之牛，嬉春之燕，皆生命蓬勃，旗帜显扬，实文艺中兴之前趋者。”又说：“画家高剑父，博大真人哉!吾昔曾评剑父之画，有如江瑶柱，其味太鲜，不宜多食，今其艺归于淡，一趋朴实，昔日之谈，今已不当。”可谓知者之言。

众所周知，高剑父有“革命画家”的称号，不仅是因为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并因为他积极成功倡导国画革新运动。1935年6月3日罗家伦在《新京日报》发表的文章指出：”设三月廿九日之役，高剑父偕黄花岗烈士而死，今固无剑父之艺术，设剑父不参与三月廿九日之役，则无今日剑父艺术。盖剑父艺术系革命热血锻炼而美化者也。”高氏参与革命事业和艺术革新，受到社会的重视和赞赏，也得到一些党政要人的尊重和支持。但树大招风，其对晚清以来中国画坛因袭成风，陈陈相因的形式主义大力鞭策，也招来四面受敌；而“革命画家”的美誉也被一些人妒忌和非难的口实。早在1925年，广州传统保守派画家潘致中、赵浩公等人组成之癸亥合作社，扩大为国画研究会，与新国画运动展开论战。1957年我等在圣约翰礼拜堂展览高师遗作，本港画界前辈多有到会，李凤公忆述当年故事，坦言其间包罗意气之争，凤廷老先生忠厚长者，亦为癸亥社中坚份子，所言应有见地。以我个人看法，这场论战也间接推动岭南画坛的交流活动。

正如关老(山月)所说：“……讲高老师的精神，它客观上被称做岭南派，而主观上他就没有这样称呼过自己，没想过自己是什么派，他主要想搞新国画运动，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我作为他的学生，觉得他很多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他首先要求学生要青出于蓝，他很虚心，他希望学生要学他，但要比他好，胜过他。这种胸怀很伟大，他反对学他学得一模一样。他没有甚么模式，而所谓画派的，总有个模式，有个固定模样，但高老师不主张有甚么模式，他还要求同学们都要各有面目，各有风格。”

高师数十年忘我地献身中国画革新运动及艺术教育事业，尽管他生前和死后也有不少的责难和非议；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但是，必须指出，他无愧地是近百年来中国画革新的重要开拓者，用他毕生实践来证明白己的主张，并带领广大的追随队伍，以鲜明的民族绘画笔触、地方特色、雅俗共赏的面貌，推广到海内外，奠定岭南画派的历史地位。

三、岭南画派的推广和承传

联合起来倡导新国画运动

蔡元培对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的评论：“高先生有白作画之历史，本包有正、反合三期，二十岁以前，精习国画，正也；其后，游日本，研究西洋画学，反也；其后，揭着‘折衷派’的‘新国画’，于国画中吸收西洋画之特色而兼采埃及、印度及波斯之作风之作风以佐之，融合贯通，自成一家。”

1908年，高师在广州举行首次个人画展，这是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第一人。先前1907年在日本横滨，与李叔同(弘一法师)、钟卓佳等发起筹账粤湘赣三省水灾慈善会，一生筹办及支持账灾救难的画展甚多，履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奉献精神，终其一生，未尝停止。例如，仅在晚年时期，我有幸追随参与其间较重大的筹款活动有：

1944年3月澳门各界筹账难童餐书画义展，先生为主席。

1944年11月，广州中山图书馆筹募经费，高剑父亲自选同人作品参加，当时选送代表春睡画院者，有高剑父、郑淡然、李抚虹、黎明、翁芝、何磊。代表南中美专有：关山月、黎葛民、叶永青、苏卧农、赵崇正、黄独峰等。

1947年7月，粤穗书画界赈灾书画展，先生任召集人。

1951年2月22日至25日，在澳门欢送高师出国并为澳门粤海大学增设图书仪器筹款。

早于1920年高师出任广东工艺局局长，兼任广东甲种工业学校校长，并在校创设美术科。翌年(1921年)倡办广东全省第一届美展，成立画学研究会，大力推行新国画运动。其后在高第街素波巷设怀楼^[6]专注画艺研究及教学，与奇峰对门而居，当时常在怀楼作画者，有门人黎葛民、容大块等。1923年于府学西街，创设春睡画院，展开以后数十年，积极培训学生，从事美术教育事业，贯彻“联合起来建设新中国的新艺术”的职志。

1925年出任佛山市美术院院长，延揽赵少昂、黄少强等在校任教。

春睡画院早期学生有梁铎宏、方人定、何炳光、姚学修、苏卧农、郑淡然、叶永青、黄浪萍、伍佩荣、阮云光、容星哲、黎雄才……等。

1930年10月高师启程赴印度参加全亚教育会议，途经越南堤岸、星加坡、锡兰科伦坡，在各地举行画展；会议后，继续在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缅甸等地旅行、写生、考察；其间在大吉岭会晤诗人泰戈尔，并与其两位画家侄儿结交；在孟买举办中印第一次美术展览，登喜马拉雅山、亚真达诸山洞，临摹石窟壁画、造像，旁及当地动植物、风土、史迹、文物。南亚印度之行，确实开拓了他的眼界；对于这一位孜孜不倦，毕生努力探求新知的艺术工作者，没有放过这学习借镜的机遇。而辛勤努力探求的结果，使他在折衷中外、融汇古今的领域，开展了更广阔的新天地。不仅在写作题材上，添增了不少新事物、新意境；而在用色方面—更有新意，在往后的岁月中，不少作品都带有他喜爱的热带情调；同时，也把他人诟病的“日本味”一扫而空。期间画作如：《印度佛迹》、《山社晴岚》、《苦行释迦》、《世尊》、《亚真达壁画》、《飞鱼》、《马尾蜂》、《索桥》……，也是这一系列有新创意的作品，充分表现了事物的质感和体积感。必须指出，这些作品都是以中国笔墨，扎根于民族土壤，以中国画家情怀，描绘他所见所闻，不是硬把外国的东西搬回来炫耀。正如历史上许多杰出的画家一样，对祖国文化艺术传统，不离不弃。他的作品是有新意的中国画，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国画家。事实上，高剑父在绘画上的成就，和前人的成就分不开，也和当年中国社会要求改革的澎湃热潮的客观环境分不开；如果没有居古泉的启蒙，没有学习前代先辈艺术心得的机遇，没有投身当年社会革命洪流，没有孜孜不倦而楔而不舍的奋斗实践，也没有高剑父。

他白印度归国后，受到艺术界的广泛欢迎，提升了在画坛的声誉，先后受聘任于广州中山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并继续在各地举办画展，把他所倡导的新国画运动从岭南推广到长江流域、南京、上海，逐渐再传播到中国各地。

随着南京、广州相继沦陷，门人各散东西；广州弃守前，先生带领部份门人走四会暂避。四会山城，所居多废园颓垣败壁，其间遍植南瓜，居停之隔墙，即为瓜棚、豆架，且多奇形异种者；于是，引起画瓜写生兴趣，朝夕与瓜为伍，并笑号画室名“友瓜堂”。先生绘写南瓜、波萝蜜、苦瓜……盖得益此时期写生。1938年7月，日机狂炸广州，春睡画院两度中弹，庭院被毁，家人避居澳门，租住贾伯乐提督街。剑父先生稍后抵澳，寄居普济禅院妙香堂，继续春睡画院课务，各地学生闻风而至，学术研究风气甚盛。

1939年在澳门举行盛大的春睡画院留澳同人画展，展出高剑父、王豪、方人定、周叔雅、苏卧农、黄浪萍、伍佩荣、郑淡然、李抚虹、黎葛民、黄独峰、司徒奇、关山月、尹廷廪、赵崇正、黄霞、何磊等作品；一时为之哄动。这次展览，画风多采多姿，其中以抗战为题材的，如高剑父的《东战场的烈焰》、《白骨犹深国难悲》；方人定《出院了再上前去》、《雪夜逃难》；关山月《三灶岛外所见》、《渔民之劫》；苏卧农《夜袭》……这一大批纪录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暴行、中国老百姓流离颠沛痛失家园的苦难日子的画幅，激发敌慨同仇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次爱国主义的艺术展览。同年7月17日由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办，在冯平山图书馆举行之春睡十人展同样引起香港同胞和艺术界的激赏。继之关山月在港、澳另办抗战画展，并把他的抗战画携往大后方各地展览。此阶段由剑父先生及其门人所作的努力，被认为是新国画走向时代前端的里程碑，影响深远。

和平后重返广州，更积极展开艺术教育工作。意识到单一家长制的春睡画院教学模式，未能达至在艺术革命园地大播种的理想，遂于1946年在盘福路朱紫街春睡画院原址，创办一间正规的艺术学校—南中美术专科学校，号召春睡弟子归队，共襄校务。开办初期，春睡老辈中、梁铎宏、黎葛民、叶永青、苏卧农、关山月、赵崇正、黄独峰、陈曙风、胡肇桩纷纷来归；在校工作的同门还有黎明、麦浪、李钊良、李佩蕙，阵容鼎盛；还礼聘徐信符教文学，陈寂园教诗词，麦华三教书法，林荣俊、梅仑昆教西画，还有杨秋人、高谪生……等，合力支持剑父先生的壮举。翌年一九四七年，获广州市政府邀请另创办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第一学期的校址就借用春睡南中原地，春睡老辈胡伯孝、李抚虹、黎雄才也加盟市艺专，学校结构组织更趋完善，发展成为艺术教育学府。可惜期间校务繁重，剑父师再无具体时间写作。

1949年夏，高剑父决心实践赴欧美各国宣扬我国艺术及考察各国现代艺术的愿望。在致黎明函中有谓：“暑训班将结束，又筹备下学期开课，且黑猫事尚未解决，又加紧准备出国种种，均忙个不了。”俟后，离穗回澳居住，原意整理历年存画，计划出国访问，他在澳门寓所画室中，放置黑板，写下创作大计划，可惜健康日坏，大计未能实现，诚为大憾事。高师于1903年曾就读于澳门格致书院(即岭南大学之前身)，并从法国人麦拉习木炭画。其后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曾转往澳门继续同盟会工作。1938年移居澳门，以后多年定居澳寓，期间创作了不少作品，留下不少手迹。1938年至1945年这八年间是高剑父先生创作历程中另一个丰收时期，打从四会辗转到澳门初期，写作不少《秋瓜》、《枇杷熟了》、《波萝蜜》、《苦瓜》……这类发展挥居派撞粉撞水画法而有创意的作品，又写了许多澳门常见的海鱼，如白带鱼、鲳鱼、蒲鱼、鲟龙、鸡泡鱼；又如热带地区植物，如椰子、棕榈、仙人掌、芦兜……等。当然，也描写当地景物、如大三巴、渔罾、渔家、艇户的生活写照，从现实生活取材，也就是无物不写。所谓“读大地无字的书”。

更重要的，这时期他带领学生制作大量抗战画。他说：“尤其是在抗建大时代当中，抗战画的题材，实为当前最重要的一环，应该由这里着眼，多画一点，最好以我们最神圣的，于硝烟弹雨下以血肉作长城的复国勇士为对象，及飞机、大炮、战车、军舰、一切的新武器、堡垒、防御工事等，即寻常的风景画，亦不是绝对不能参入这材料，不一定仍要写古代衣冠……其他如民间疾苦，难童、劳工、农作，人民生活，那啼饥号寒、求死不得的，或终岁劳苦、不得一饱的状况，正是我们的好数据。”  (注12)这些抗战画，与后来50—60年代国内一些只强调政治内容，不重视艺术形式，近似标语口号式的宣传画不相同。这些是画家运用笔墨的艺术形式，表达作者的立意。例如1939年创作的《东战场的烈焰》、《白骨犹深国难悲》等，既是高度艺术作品，也是爱国主义寓意深远的抗战画。当年澳门敌伪环伺，先生在恶势力威迫利诱下，坚持民族大义，没有落水，陆续写下不少抗战画作，如1940年所写的《文明的毁灭》，刻划在希特拉铁骑下，欧洲文明被摧毁的情景；又如《恨海难填》，是痛惜友人汪精卫泥足深陷，恨海难填。又曾写背景为富士山之《冰天立马》，焚烧“x”字及希特勒《我的奋斗》书籍之《消灭纳粹》等作。

剑父先生期间根据生活体验，写作不少精炼的作品，如《葱花》、《野塘》、《野猪》、《椰子》、《渔场一角》、《西瓜》……等。又有不少精品，如《烟暝静渔罾》、《南国诗人》……等。并提倡新文人画，以哲理入画，诗意入画，如《入骨相思》、《雪泥鸿爪》、《一叶兰》、《一叶竹》、《兰花》……等，挥洒豪迈雄浑的笔触，以写实为基础，托物寄情，不仅有文人画的笔墨情趣，但也突破旧国画闲静幽远的士大夫情怀，此即苏东坡所谓“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亦即王维的“画中有诗”。他的作品证明他非凡的艺术才华，同时也引导新国画走向多元化的路。

同时，壮怀未已，积极推动新宋院画的培训，谓以宋院体画为基础，而参以现代画法之透视，光学、阴影等科学观点，以现实事物为描绘对象，如苏卧农的翎毛，翁芝、何磊的《锦鲤》、黎明的《孔雀》、《鹅雁》、《雄鹰》，都属于此范畴。

剑父先生作品，还有一大特色，他主张不管是诗、文、词、赋、歌曲、童谣、粤讴……凡可以抒发作者情怀，与该幅画有关系的，就可以题在画面不碍章法的地方。而他的学识配合有画味的书法，相得益彰，我曾于1999年香港艺术馆“画家与书法”的讲座中(注13)以幻灯片讲述剑父先生书法与题款的欣赏。盖剑父先生以画法溶入他的书法，惯用鸡毫笔，以惊蛇钻草之势，豪放横逸，又如流沙坠简，也不专某一家法，常集前人各家字髅，每每冲破清规，以画意出之，而章法与画之构图配合无间，浑然天成，使画面更臻完美。

1950年以后，剑父先生健康日坏，糖尿病、血压高接踵以来，在当年医药贫乏的年代，一代宗师，终于不治，1951年6月22日病逝于海隅小岛，终年七十三岁，真是中国艺坛的一大损失。而更令人遗憾的，剑父先生生当乱世，他前期、中期的作品，大多在南京、广州的战乱中失落；晚年作品也分散在各别的收藏者手中，不容易集合起来给广大观众欣赏。

四、爱护学生，视如子侄

先贤孔夫子有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剑父先生就是终身学习不厌的榜样，身体力行，平日衣袋中常有纸数张，一般是旧信封，或明信片底页，随时随地看见什么有兴趣的东西，或可以入画的事物、语句，随即记下来。

至于数十年来积极培训学生，真正做到有教无类，凡被他发现有天份、好学的“好学生”，不计家境、年龄、学历，总设法吸纳罗致门下。例如黎雄才，年才十七，于1926年在高要被赏识召入春睡画院，1932年更获资助赴日本留学。同期经常有多位同学在春睡画院食宿，亦无须缴费。又如关山月冒名顶替到中山大学旁听画课而受青睐，免收学费加入春睡画院，由于他的努力，成为高师口边常夸奖为甘蔗旁生的好榜样。

高老师平素白奉甚俭，生活简朴，所穿西服，钉补多处，照顾学生则不遗余力，解衣推食视如子侄，唯最痛恨学生不用功。我1944年加入春睡画院不久，在高师指导下制作一组四联屏新宋院画法的芦雁，也提供一批中外画家作品图片数据作为参考，并找鹅鸭之类实地写生，从而理解翎毛的结构和生态。可是，当年没有机会观摩前人原作以供借镜，在写作过程中遭遇很多困扰，仅制作了三联便搁下来。高师写信给我父亲投诉：“阿安归来十日未曾开笔，那幅雁过了一个寒假，尚未画成。”当然，这番重责，是从一位爱护学生的老师，对一位有深切期待的学生而发出，是爱之深而责之切。

说到这里，另记一笔，我小名国安，高师为改名黎明，关泽霈改名关山月，梁发改名梁法，何吕纪改名为何磊，更妙的，曾二斤半改名曾义根。

剑父先生深知国画革新，须得广大艺术同道的支持，“促进新国画之成立，最好是中画西画两派有相当造诣之人，起而从事。盖此派是中西合璧的，那就事半功倍，易收良果。”(注14)他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大胆吸取外来的营养，因此，对志同道合的同道，亦广为结交，也有一些向往高氏画风的画家，先后加入春睡画院。甚至与高氏没有师徒渊源的，受到他艺术思想的感染，也走他所揭竖的路向，被认为是岭南画派的同路人。岭南画派经过近一世纪的考验，经过几代老中青岭南画派同人的实践和探索，一方面总结剑父先生以及一脉相承的先行者的珍贵经验，并发挥个人学养、经验爱好各方面努力的成果，各有面目，影响不断壮大。因此，岭南画派是还在不断发展中。这也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承先启后艺术教育的成果。

五、写作严谨，不断求变

高剑父的新国画革命，首先是打破旧国画传统的模仿风气，同时提倡写生，要形式新、内容新，“折衷中外，融汇古今”，不论东洋的、西洋的，印度、波斯、埃及也好，写生也好，临摹也好，都是作为丰富作画的手段，是有目的的汲取。事实证明，剑父先生努力实践的结果，开创了他的独创风格。特别是花鸟画、翎毛走兽画的创作，如大鹰、奔马、饿虎、孤猿……达到超越前人的高水平的发展，以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概括简练的笔墨，创作既接近现实，又具有高度艺术表现的作品，也是剑父先生和岭南画派独树一帜的代表风格。

高剑父老师在《我的现代国画观》：“我之艺术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是欲取古人之长，舍古人之短，所谓师长舍短，弃其不合现代的，不合理的东西。是以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更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之营养，使成为自己之血肉。”又说：“新国画是综合的，集众长的，真美合一的，理趣兼到的，有国画的精神气韵，又有西画之科学技法。”此理想和诉求，在今天来看，实在是理所当然，惟当年我国画坛弥漫一片讲求气韵模古风气，保守派反对探求多种多样的表现，反对向外取经，讥革新派者数典忘祖，非驴非马，甚至被指责为“剽窃”、“临摹”、“混血儿”。

高师要求学生认真学习祖国优秀文化艺术遗产，在他自己漫长的艺术创作道路上，立志创新而又不失传统风韵，为中国画革新队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艺术思想上，“折衷中外，融汇古今”、“师法自然”去启发学生，既追求时代风韵，又保持民族精神，不赞成学生百分之百依从他的画法，着重提升个人艺术风格和特色，要青出于蓝，要以生活感受为基础，这正是高剑父教导学生的指导思想。还说：“无论学哪个时代之画，总要归纳到现代来，无论学哪一派、哪一人之画，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与自己的面目。”

所以岭南画派有其共通点，但也不单是单一的技法模式，也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题材，但大多数的作品展示较真实活泼的造型，并喜欢用较丰富的色彩，或以渲染表现四季风晴雨露等时间和空间、物体的质量的变化。总括来说，剑父先生培养的学生，大都能遵从老师的教导，发挥个性，写自己喜爱的题材，并有自己的面目。

高师写作态度严谨认真，用笔则雄浑奔放，不拘于一格，中晚期更为雄肆岩逸，笔触常有意到笔不到，似有若无之妙。如印印泥，如锥画沙。常谓要”大胆落笔，小心收拾”。少年时期从游居廉，醉心二居心法，于居派花卉草虫、撞粉撞水，领悟尤深。其后观摩前贤真迹，日益进境；观其1900年所写隔山画法作品，只从其所写一草片叶，已有出蓝突破之处，非复居廉细笔柔美可比。东渡日本以后，眼界大开，其时日本摄影印刷技术发达，出版各种精美印刷图画甚多，对一些东渡探求新知的青年艺人，自是获益良多；而日本画家大量借用西洋技法，强调光色、空气效果，亦当然为有创新思想人士认同。例如日本画家木村武山之《阿房劫火》，赋色瑰丽，高氏亦写了近似题材，其自己三次构图及赋色均不相同。自古成功在尝试，需要画家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可能走不少弯路；学习求变，也是高氏博取众长成长道路上一些痕迹。只有怀抱着远大理想，而又能努力实践、追求完美的人，才能达至他的理想或梦想。

据我所知，剑父先生在日本参学，未有机会亲炙日本当代名家，惟对京都三大家竹内栖凤等，则颇为赞赏。三家画作，富有日本画装饰性情调，但剑父先生所作用笔用色则与三大家大异其趣，即如栖凤用色彩属日本时尚，笔触流畅，反映日本人之趣味，与高氏沉厚、雄迈、古拙大相径庭。反之，日本大量流通之图书、摄影、教材，给予高氏及留日画家后来回国教学时启发学生应有重大教育作用。此种情形，当然不是今天处身信息发达年代的幸运儿所能想象。

当我们回顾这位中国画革新的先驱，一位现代中国画最鲜明流派——岭南画派的开创者，从历史发展、人文环境，寻找他的足迹，还需做更多的工作。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2，中国现代绘画，1991年1月初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

[2]拙文(徐悲鸿与岭南画派渊源深厚)，香港文汇报2003年9月25日

[3]据陶喻之先生惠赠文稿(岭南三高传世旅沪画作疏证)

[4]黄咏贤主编《大匠的足迹·高剑父先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集》(2000年7月·远东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5]高氏等在上海留下佳作不少，于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均有藏品，寒舍亦有些珍藏，曾于高师120诞辰，展出于澳门市政厅及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