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汉文化圈特有的艺术，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蔚成体系，也自然应用在日常生活里，了无古今的隔阂。有关中国书法从古到今发展的历程，始终是大家关心的课题，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笔墨见真章：历代书法选萃”特展则挑选了其馆藏15件历代书法精品，从时间顺序来述说书法史的发展历程。

秦汉时代是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书同文”，三代以来古文大篆书写、铭刻分歧的混乱现象归于统一，将小篆定为官方书体。但小篆字形扁长、结构复杂，书写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阻碍办事效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更加简省的字体——隶书，便诞生了。

相传，隶书的产生得益于秦时程邈。他因性情过于耿直，得罪了秦始皇，被罚入狱。在狱中无事可做，他便把民间流传的各种书体搜集在一起，潜心研究整理，创造出了更加趋于简便快捷的隶书字体。秦始皇看到程邈整理的文字后非常高兴，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行，还为其升官加爵，封为御史。因为程邈的官职很小，属于“隶”，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文字称为隶书。虽然，关于程邈“删古立隶文”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秦隶的出现，确实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到了汉代这种字体逐渐成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书体。

三国·魏 曹真残碑暨碑阴墨拓本 碑阳76.6cmx98.8cm 碑阴77.2cmx98.8cm

从此次展出的三国时期的《曹真残碑暨碑阴墨拓本》此碑碑主为曹真，《三国志》有传。据资料记载，此碑三国魏太和五年（231）刻立，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本幅上方为碑阳之拓本，仅存中段，计二十行；碑阴在下，又分两段，计三十行。整幅作品书风上承汉隶，字形较为方正，横画起笔和收笔稜角明显。此作既是研究三国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也是认识隶书书体发展和演变的代表碑刻之一。

顺应时代的潮流，易于书写的文字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快速挥笔之间，草书便形成了。而到了唐代，草书已经完全脱离了实用功能，更加重视美感，笔意奔放、大胆革新，标志着书法艺术进入成熟时期，对后世影响颇深，更是有着“盛唐狂草”这样的说法。

本次展览涉及到的张旭，就是唐代草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有“草圣”之称。据记载，他嗜好饮酒，常常在酩酊大醉后，挥笔而就，甚至会以头发蘸墨书写，一来二去便有了“颠张”的雅称。字如其人，纵观张旭的草书奔放豪逸，笔画连绵不断，有着飞檐走壁之险。展出的《古诗四帖》全篇落笔倾势而下，行笔婉转自如，有急有缓地荡漾在舒畅的韵律。

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宋人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书法取向表现个人情性、得其天趣。宋高宗赵构便是其中之一，赵构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喜爱临摹书帖，最初学黄庭坚，中年又学米芾。此次展出的《宋高宗书付岳飞手敕》便是是典型的米芾笔法。上行下效，由于他身份的关系，不少人投其所好，这在无形之中也推动了南宋书法的发展，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

元代继起，转而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然而，不受传统束缚的意念也活跃起来，至明代浮现纵横跳脱的气息。明人书法面貌至为纷杂，行草书尤其活泼自由，适与当时依循传统法度者形成对比。文徵明便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他在艺术领域造诣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而正是这样一位成就颇高的大家，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落榜。

明 文征明 书兰亭叙（局部） 29.2cmx120.4cm

这严重打击了文徵明的自信心，从此他便发奋练字，几十年如一日每天临摹《千字文》，从不间断。直至九十岁的高龄，仍看到他日日在昏暗的油灯下孜孜不倦地练字的身影。正是因为后天勤奋苦修，才有了他如今在书画上的伟大成就，也造就了其一丝不苟的艺术风格。文氏好写《兰亭叙》，传世临本众多，此次展出的《书兰亭叙》据卷末自题可知此卷书于其八十九岁之时，作品用笔、结字和章法与传世王羲之书《兰亭叙》多不相同，应是意临之作，但看其笔法多内敛含蓄，间架缜密，可见其一丝不苟的性格。

明 丰坊 各体书书诀（下册） （局部）

在务实的学术风气影响之下，清代中叶碑学风气渐开，碑学书法家不断涌现，从而与刻帖相互为用，书法发展的视野得以串联古今，终能在篆书、隶书两方面汲古创新，引领新方向。

随着历史的演变、朝代的更迭，书法在传统艺术中蔚成体系，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符号，它在世界文化长河里独放异彩，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台北故宫博物馆此次便是从历史出发，用杰作为观众揭示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