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岭南”到底有多高？

策划：李振伟 李腾

编者按：近日，“关山无限——纪念关山月诞辰105周年作品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示了百余件关山月先生各时期的代表作品和文献资料，以及不久前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两次展览的定位与规模颇高，影响也非比寻常，但也需要冷静思考一下，广东地区的岭南画派及其后继者的绘画水准在中国美术史中的真正定位。不可否认，岭南画派在特定时期作为改革的先锋，对当时的美术思潮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却是以抄袭日本画为主，并多受港台画风影响，创新之处微乎其微，对传统的承续更是捉襟见肘。因此，对其艺术评判还是需要客观冷静分析，不可因为诸多外部因素而影响公正的审判力，否则无论对初学者和广大民众，还是美术史家与批评家的学术准则和内心道德律，都是得不偿失的。在此，本期时评特以“‘岭南’到底有多高？”为主题，邀请各位学者、批评家共同探讨。

岭南，变革与抄袭的悖论者

□李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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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会成为新的传统，还是永远被当作反面而谈起？

岭南画派作为近代中国绘画流派之一，对于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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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岭南并不是唯一的例子，与之情况相似的，在明代初期的浙派绘画，就屡受褒贬。

纵然偶有论者为之鸣不平，但终究没能脱开反面的命运。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风格刚硬的北宗画法，为文人画所不取；二是其本身并无多少创建，基本是承袭南宋马远夏圭的路子，如果非说有区别的话，就是相较之下更不严谨，每况愈下。

吴伟《渔乐图》

虽然如此，浙派绘画并没有脱离传统太远，基本是作为北宗的后继者，还是在传统的范围之内，当然这也是由于时代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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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岭南绘画的情况就比较尴尬了。

首先，岭南画派带有政治的基因。

虽然在特定时期，由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岭南画派对促进传统中国画的变革创新，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影响，尤其是日本画的浸入。

这其中很大成分是地缘因素，林木在《现代中国画史上的岭南派及广东画坛》一文中写道：“由于广东在民国初年政治革命中的重要意义，而中国画改革的思潮本来就是和政治、社会、文化的革命连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派生物。”

这里涉及的地缘因素，并非仅指人们通常认为的风土和民俗，更多的是与政治关系的紧密程度，艺术往往为政治所裹挟，出现更多人为的反常规发展状态，成为所谓的“政治革命的派生物”，这是岭南的成功所在，同时也是岭南的软肋所在。

可能在发展的前期政治可以发挥助力之用，但到了一定程度，如果还是不能脱开政治，那么势必会受其牵绊，与早期的岭南相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整体艺术状况更为明显。

傅抱石《黄河清》

而由于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二高一陈”本身就活跃在政治高层，这也使得岭南画派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重。

前有“二高一陈”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后有关山月等画家积极创制大量反映新时代的作品，似乎远在天边的岭南并非天涯海角，而是一直活跃在近现代浪潮之顶尖位置。

用一句很典型的话说就是，艺术创作与时代相共振。从本次的关山月大展与不久前的广东美术百年大展的规模来看，也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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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岭南画派的临摹抄袭问题始终未能辩白。

从现存的画迹来看，岭南画派在前期主要是学习日本画，画作中构图经营的极度相似都有原作可查，在后期也未能脱离日本画的影子。

当然，有人会认为岭南借鉴日本画无可厚非，艺术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而临摹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上：高剑父《火烧阿房宫》    下：木村武山《阿房劫火》

那么，岭南画派学习日本绘画，到底学到了什么程度呢？

张渝在《振叶寻根——关于岭南画派》一文中明确指出其问题所在：岭南的绘画更多地借鉴了日本某些绘画的情调、色彩、图式，而对日本美学中深及骨髓的“物衰”与“幽玄”缺少认知，其借鉴也只能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缺少深度。

本来传统的根系就不深，对外来的东西也只是学习其皮毛，有什么理由能立得住、立得长久呢？

之所以能在近代开创一派，也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境况，除了上述的政治因素外，还有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普遍文化水准不高，真正有深度的东西不是被打破就是不为人所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而由于始终未能跨越革新、折中的语境，其作品普遍倾向通俗的格调也对其艺术品位有着多多少少的负面影响，由红梅、巨松的图式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的代名词可知，雅俗共赏的结果大多会发展到俗赏雅不赏。

关山月《雪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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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当下轰轰烈烈的地方画派晋京展的潮流下，岭南作为拥有相当影响的一方诸侯，还是需要冷眼旁观。

声势浩大的展览规模中真正的艺术本体的成分有多高，对其客观的考量除了有狭义范围的单独评判，更是对当下中国艺术发展的形式和向度提供一种参照。■